接下来由张涛布置排查工作，要大家注意陶潜刚归纳的嫌疑人特征。案情碰头会后，二组的人都撒出去到案发地附近进行走访。
走访是苦活，陶潜是张涛借来的，不好意思让陶潜一起受累，但陶潜认为自己既然参加进来了，不能例外。
两天下来，大家累得精疲力竭的，却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儿案犯又一次作案，让张涛一组人压力更大了。
前面五起案子社会反响已经够大了，没想到交到刑侦大队后，不仅案子没破，而且又发生了一起，张涛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张涛本来就脾气暴躁，这种情况下更加易怒，训斥了两个组里的警员。
大家抱怨说，这样没头苍蝇似地走访不是办法。蹲守更不行，因为案犯是流窜着做案，找不出做案规律，下一次案子不知道会在哪里发生，所以防不胜防。
陶潜认为自己跟着他们出去走访排查没多大帮助，但案子的突破口从哪找呢？
他心里也没有头绪。于是决定窝在办公室多看看案卷，希望能从这些已有的资料里发现点什么。
他拿着受害者的照片，很入神地盯着看。这时，有个年轻警官从陶潜桌前经过，伸头看了一眼，问：“看什么呢？……哇，女人的屁股！没想到陶警官还有这爱好，哈哈！”
“去！我在研究案子呢！照片上是受害者的受伤部位。”
“是吗？有没穿衣服的吗？”
“那谁愿意拍啊？成黄色图片了！这几张穿着衣服的，还是费老大劲说通了受害人，才拍到的。”
“屁股挺漂亮啊，难怪案犯会感兴趣。”
“二组正愁抓不到嫌疑犯呢，小心把你抓了！”
“是吗？那我赶紧躲！”
小伙子走后，陶潜接着翻看案卷。看了一会儿发现，所有受害者的伤口都是“十”字形，让陶潜觉得十分蹊跷。
按一般的逻辑和行为习惯，案犯做案时，在女性的臀部上扎一刀或者划一刀就行，既达到了伤害的目的，又容易迅速逃脱。
而要划成“十”字形，需要划两刀，在他划第一刀的时候，受害人或者及时察觉，或者因为疼痛而下意识地躲闪，既给他划第二刀增加了难度，也给他逃脱增加了难度。
况且，如果案犯认为一刀不解恨，连着扎两刀更省事，而划成“十”字，第二刀需要与第一刀的方向呈九十度，这也增加了划刀的难度。
有如此多的不利，他每次做案仍坚持划成“十”型，一定有某种原因。一种可能是这个“十”字有某种象征意义，可能是一种仪式。
在西方社会这种情况比较多，因为“十”字在西方是宗教符号，因此带有宗教惩戒的意味；
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十”字是案犯特别熟悉的图案，案犯的动作是他的习惯动作。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案犯很有可能是信基督教的，认为女人的臀部是罪恶的象征，所以才故意扎伤它。
陶潜上网找出电子地图，然后在上边找到各个案发地点，发现现场附近没有与基督教有关的建筑、场所、单位、学校之类的地方，要按此种可能调查的话无从入手。第一个可能只能先放放。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这个“十”字会有什么含义呢？陶潜久久地端详着“十”字图案，忽然想到很像枪的准星，瞄准的时候将“十”的交叉点对准目标。
从案犯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看，他不像有过从军的经历，因此没有养成拿枪瞄准的习惯。
不过，现实中实现不了的可以在游戏实现，案犯这种性格孤僻的人，尤其喜欢从在游戏中找到成就感。陶潜由此判断案犯可能是个网游玩家。
考虑到这人境况不好，用自己的电脑玩游戏的可能性较小，更有可能是网吧的常客。
陶潜在翻看受害者讲述的案发经过时，发现每个人都提到了雷电天气。
陶潜向气象台查询这几次案发时的天气情况，证实都有雷阵雨。这么多次案发都有雷电应该不是巧合，必有原因。
案犯选择这种天气做案有两个可能，一是因为雷雨天里人们自顾不暇，容易慌乱，案犯下手时不容易被注意到，做案之后也容易逃脱；另外一种可能与心理学有关，雷电容易引发行凶者做案的冲动。
之所以能引发冲动，很可能与他在雷雨天里受过强烈的打击、羞辱或刺激有关。
陶潜绘制了一张案发地点分布图，他一边盯着图看，一边琢磨着案犯的特点，想到案犯居住在城中村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这些年，随着城市改造，城中村越来越少，在陶潜绘制的区域内，只找到一个城中村，而这个城中村恰巧被几个案发地点所包围。
陶潜通过目测，认为这个城中村到几个案发地点的距离差不多远。一个念头在陶潜脑海里形成，即这个城中村很有可能是案犯的居住地。
想到这些，陶潜兴奋起来，他起身出了办公室，开车来到那个城中村附近。
停好车之后，他下车看似漫无目的地在附近转悠，一是找监控探头，二是找网吧。
经过一番巡查，陶潜在城中村两个主要的出口都没有找到监控探头，但看好两个位置，如果警方在此安装探头，可以基本监控进出城中村的人员。
陶潜在附近找到了两个网吧，进去大致瞧了瞧，环境和价位都不高，很适合案犯的消费能力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