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对陈大柱的第一次审讯，陶潜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他以前认为陈大柱是那种表面上诈诈唬唬的人，但心里的韧劲很不足，这样的人按理说抗不了多久的，应该比较好审才对，为什么如此难啃呢？
陶潜脑海中浮现出陈大柱在说出他用酒瓶砸人脑袋时的神情，那是一种彻底放弃抵抗的神情，说明他在心理上、精神上已经不再防御，而是要准备举手投降了，不像是有经验的罪犯常用的伎俩，即用一件小事来掩盖大案。
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不是说明武野被杀不是他做的呢？陶潜不敢也不愿再想下去。如此想下去，结论便是警方可能抓错人了。
其实，将陈大柱确定为嫌疑人，主要归功于陶潜发现的线索，他最不希望陈大柱是抓错，但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此产生怀疑的人。
陶潜冒出一个念头，想把自己的怀疑和谭队说一下。后来想了想，眼下刚把嫌疑人捉拿归案，谭队正在兴头上，陶潜的想法会惹领导们不高兴。而且很多重要的证据宋军还没有摆出来，还是看看审讯的进展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宋军没有接着审。空一段时间让嫌疑人自己琢磨，是一种常用的给嫌疑人施压的好方法。
谭队给陶潜安排了一个小任务。陈大柱昨天交待曾用酒瓶子打伤过一个人的脑袋，不知那个被砸的人伤势如何，谭队让陶潜与案发地派出所对接一下。
陶潜找到辖地派出所的电话，直接给所长打电话。对方听完陶潜的说明后，兴高采烈地说：“太好了！那个案子由于一直没抓到犯罪嫌疑人，一直挂着，没想到你们给破了。”
“案子不经常这样吗？拔出萝卜带起泥。特别是惯犯，往往一个案子破了，他身上所犯的其它案子也连带着查清了。”
陶潜打算到派出所把那个案子的卷宗取过来，对方赶忙说：“你们帮我们破了未结的案子，怎么能劳你们大驾呢。这样吧，我们先把案卷找出来，说不定还要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再给你送去。”
陶潜想想对方说的有道理，谢了一番便挂断了电话。对方第二天中午把案卷送了过来，没想到陈大柱那一酒瓶子把人打成了重伤，罪也不轻呢。
陶潜脑子没闲着，反复想着第一眼见到陈大柱的情形，以及晚上突审时陈大柱的表现，认为陈大柱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特征。
从心理学看，一个人的性格与成长的环境特别是原生家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了解陈大柱的成长经历有助于掌握他性格形成的原因，对审案说不定会有帮助。
如何了解陈大柱的原生家庭情况呢？
陶潜想起陈大柱同村的老乡陈志朋，那个与陈大柱电话联系最多的人。陶潜本想给陈志朋打电话，了解一下陈大柱的成长经历。
但这种事通过电话了解到的东西肯定深度不够，当面聊才好。另外，如果只是打个电话，对方感觉不到真诚和尊重，也会敷衍了事。
不过，陈志朋在外地，而现在陈大柱的审讯正处于最要紧的时期，不知道谭队会不会同意他去见见陈志朋。
一个上午很快过去了，下午接着审陈大柱。还是由宋军主审，其他人在小会议室里看。这次刘局没来，据说到市里开会去了。
大家觉得刘局没在更好，他在的话帮不上什么忙，反而给主审的人员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谭队也得分心看他的脸色，分散了谭队对审讯过程的注意力。
陶潜去小会议室的时候，在走廊里看到正准备去预审室的宋军，左臂夹着文件夹，右手端着水杯，神色凝重，看样子他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陈大柱被带进预审室，宋军仍旧让他自己先说，争取宽大处理。但陈大柱还是老一套，仍然重复那句话——“没有了！”。宋军看这样不行，准备开始往外拿证据。
他问道：“你被鸠田会社开除，恨不恨武野先生？”
“当然恨了！这混蛋欺负我们中国人，我找他吵过，当面骂过他，恨不能揍他一顿。”
陈大柱与武野争吵一事宋军本来想下一步再问的，结果陈大柱自己说出来了，大家都没想到在这件事上陈大柱会如此痛快，不知他有别的目的还是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据陶潜观察，陈大柱属于后者，他心无城府，说话不过脑子。
宋军又问陈大柱：“你发短信骂过武野先生，对吧？”
陈大柱点点头：“对！这个你们也知道？”
宋军说：“我们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多。所以，你别心存侥幸，把你做过的都说出来！”
“……可我都说了啊！没瞒什么。”
宋军皱了下眉，心想这小子还是老一套！简直油盐不进！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让心里的不耐烦影响审讯。
宋军又抛出一个诱饵，问道：“你参加过反日游行的事吗？”
如果陈大柱否认，宋军便可以用反日游戏视频中找到的证据来戳穿他。没想到陈大柱没有否认和隐瞒，甚至引以自豪。在陶潜看来，陈大柱不像刻意保留什么，甚至理直气壮地说：“小日本应该从中国滚出去！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杀人放火，现在又来剥削我们中国人，都该死！”
宋军抓住陈大柱的话头问：“你这么恨日本人，这么恨武野先生，难道你没想过把他杀了吗？”
“当然想！做梦都想！”
宋军挪了下身子，脸上闪出一阵兴奋，他极力控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问：“所以，你就把他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