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师是不是要有自己的道德态度或者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一个一直以来都很有争议的话题，而且这种争议并非是辩论，也不是大家会拿在台面上当众讨论的话题。
但是沐春知道，不仅仅在国内，国外的很多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北美曾经有一起案件，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件麻烦事。
一位被诊断为间歇性精神失常的男子，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孩子，陪审团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曾经请来一百多名精神科医生，治疗师等等。
当他们被问及，这样的行为是否应当被判决为谋杀，并且加以严罚时，这些专家竟然全都表现的特别“中立”。
他们说这样的话：如果被告人在看见那两个孩子的时候正好处在精神失常状态，我们认为这样的状态发生的概率是需要进一步核查的，这需要一定时间和方法。
他们还说：根据他平时和孩子的关系来判断案情也是很值得参考的。
他们中有人又说：这样的案例在审查时候的确应当将重点放在被告原生家庭的感情情况，甚至了解被告是否是由祖父母养大的也对案情有一定意义。
还有专家说：！！！！
另一些专家也说：！！！！！！！！
一位脾气不算温和的法官在法庭上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专家，你们学了那么多年专业理论，你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几年，十几年，几十年。
现在，你们连一句最简单的话都不会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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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立场，中立，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一个透明的身心科医生，看起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北美医生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职业，也是一份需要很小心应对的工作。所以慢慢形成了一种古怪的现象，他们好像在说一些事情，用一些不明不白甚至生僻的语言，拗口的语法来解释一些事，但是其实他们好像什么重要的话都没有说。
正如法官所生气的，他们没有任何观点和态度。
因为呼吸道传染病高发，这一年的《精神健康年会》延期在三月举行。
沐春得以有时间治疗两位非常重要的病人，其中一位就是洪凌。
洪凌来复诊的时候，状态仍然非常差，但是沐春告诉她，强迫症治疗的最关键时期和最重要的时期就是病人再也受不了的时候，这是一切转好的开始。
大多数病人都会有一个时刻突然想要寻求帮助，这是治疗开始的最好时机。
他会全力以赴帮助她共同渡过这段时期，并且在以后的时间里随时陪伴她应对这个恶魔。
“我觉得是我的错。”洪凌总是这样说。
在她看来，她曾经因为心里想着奶奶活着有什么用，只会让家里经常为了她而吵架。
但是奶奶对她是非常耐心非常好的。
后来奶奶死了，洪凌就开始害怕，她不敢和任何人说起奶奶这个词，她觉得只要提到这个词她就犯了某种禁忌。
在第一次复诊结束后，沐春给洪凌布置了一些家庭作业。
他告诉洪凌，类似于奶奶的死是我引起的这些错误观念是强迫症患者患者身上存在的重要困扰。
这种机制拆分以后就是：
a引发性事件（引发焦虑的情景或事件）
比如：提到奶奶或者牛奶这个词。
b不切实际的评价（自动出现不理智的想法）
比如：是因为我心里想着她为什么不死掉
c错误观念
比如：是因为我的想法才这样的。
d：过度焦虑
这个时候强迫症患者就会过度焦虑。
e：中和性仪式行为
过度清洁，检查以及重复一个动作。
沐春告诉洪凌，这套题全部写出来之后，就可以绕成一个圈。
治疗强迫症的一种思路就是拿一把剪刀将a-e的这个圈剪断。
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打断了都是可以的。
洪凌按照沐春的要求在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将作业带到门诊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