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张园，溥仪为乾隆和慈禧设灵祭祀。
溥仪身着龙袍，头戴祭帽，席地而卧，悲痛欲绝，其状惊天地，泣鬼神。
清室幕僚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朱汝珍、载涛等人，每日恭候溥仪左右，惟命是从。
天津日租界的东洋人也前来参拜，其中有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司令小泉六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官吉田茂，还有“三野公馆”的三野友吉少佐。
日本黑龙会的重要人物佃信夫也来了，看有小泉六一等人在场，立刻反身就走，可见日本军政两界不和，常有鸡争鹅斗之事。
在日本人当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男装丽人，她长得眉清目秀，丰标不凡，她有一个响亮的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
据说川岛芳子是溥仪的堂妹-肃亲王善耆的十四格格爱新觉罗显玗，汉名叫金壁辉。让川岛芳子一战成名，并迅速跻身于军阶的功绩，不仅仅是她年轻美貌，而是发生在两个月前的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辛亥革命以后，清廷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宣告六岁溥仪退出皇位，大清统治即告结束。
肃亲王善耆看宗庙倾覆，政权旁落，心存不甘，他想图借日本之力“匡扶清室”，实现“满蒙独立”。
为此，肃亲王善耆将年幼的显玗过继给了日本公使馆的驻华外交官川岛浪速，易名川岛芳子。
川岛浪速在华期间主要从事间谍活动，对川岛芳子进行魔鬼式训练和调教，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将川岛芳子塑造为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方魔女”。
当隆裕皇太后代表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临政举行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时，肃亲王善耆带领六十多个宗社党人秘密潜逃旅顺，在日本人庇护下，谋划“满蒙独立”。
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得旅顺、大连的租界权，以及长春、旅顺铁路的经营权，日本人把这一地区称之为“南满”或“关东”，后设关东厅及关东军司令部。
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还是“胡子”，在俄军和日军的夹缝中生存。当俄军强大时，他拿俄军的枪和钱，帮助俄军；被日军俘虏后，他信誓旦旦地说：“誓死援助日本军”，获得日本人的信任和扶持。
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羽翼渐丰。不久，张作霖被清廷诏安，当上了奉天新民府的清军统带。
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那时在辽中一带有个悍匪叫杜立三，自称是马上皇帝，在当地卖官鬻爵，割据一方，为徐世昌心头之患，遂派张作霖剿匪。
张作霖不孚众望，设计剿灭了杜立三，又平定了蒙古叛匪，得到徐世昌的赏识，上报清廷给他加了官，进了爵。
徐世昌的另一个拜把兄弟袁世凯，时为清军训练新军，这些新军便是北洋军的前身。
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率北洋军镇压革命党，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将皇权“禅让”给袁世凯，遂任大总统。
不久，欲壑难填的袁世凯称帝，建立中华帝国，号洪宪。
袁世凯称帝后，封张作霖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又任东三省巡检使，掌控奉、吉、黑三省军政大权，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
日本人不甘于南满的特权，想更多地攫取在华利益，一直在策划“满蒙独立”运动。
日本政界则策动张作霖完成“东北自治”，当日本人的傀儡。而日本军阶则倚重肃亲王善耆“宗社党”和蒙古的“草原之狼”巴布扎布组成的“铁三角”，促成“满蒙独立”。
但是，张作霖对日本人苦心孤诣的策动鄙夷不屑，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东北王”，而是一直觊觎的关内，做民国政府的中枢。
1926年初，奉军打败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北京，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安国陆海军大元帅，试图以黄河为界，与国民政府南北分治。
1927年田中义一任日本首相，在首相官邸召开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为目的的“东方会议”。会上，田中义一发表了《对华政策刚领》。会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拟就了名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折，呈给昭和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在满蒙问题上采取：“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对南满铁路提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成为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书。
田中义一上台以后，一心想让张作霖出让东北的铁路权，在满蒙的筑路权，以及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权利，均被张作霖拒绝。
为此，日本关东军对他恨之入骨，但几次派特务刺杀张作霖未果。
1928年4月蒋介石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集团军挥师北伐，四路出击，奉军全线溃败。
日本关东军见张作霖大势已去，没有利用价值，想趁机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奉军全线撤出华北，退守东北，使关东军不得不重新考虑满洲问题。
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激进派提出：“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将会树倒猴荪散。”
“张作霖长期得到日本的扶持，且奉系军阀在东北的势力已根深蒂固，一旦铲除张作霖，我们日本前期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这样做太过于冒险。”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中将反对道。
“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河本大作固执道，他认为只要暗杀张作霖，东北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关东军就可以乘乱占领东北。
河本大作的言论立即得到少壮派军官的支持，遂裁定按照河本大作的主张执行，并要求河本大作制定一个周密的暗杀计划，并强调此次暗杀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接到任务后，河本大作苦心研究，他本想派特务刺杀张作霖，又想张作霖为一代胡帅，生性狡诈多疑，且戒备森严，前几次刺杀行动均让他死里逃生，反而使关东军背负骂名，颜面扫地，他否决了刺杀方案。
而后又想，张作霖兵败关内，肯定要回他的老巢奉天，而他出关入关都喜欢乘坐专列，如果在铁路上埋设炸弹，在专列返回时定时引爆炸弹将他炸死，再制造假象说是南方革命党干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个胡帅送上了西天，多么巧妙的暗杀计划。想到这，河本大作得意地笑了。
但是，实施这个计划有两个关键问题要解决，一是在哪里铺设炸弹最合适？二是张作霖的专列什么时候发车？只要明确专列出发的时间和埋设炸弹的地点，就可以确定爆破的最佳时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河本大作将安装炸弹的位置选择在皇姑屯火车站的三孔桥上。因为这是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汇处，京奉铁路在桥下穿行，南满铁路在桥上通过，日本人在这里活动不易引起奉军怀疑。同时，根据南满铁路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能靠近南满铁路，这就为安置重磅炸弹提供了可能。另外，在张作霖专列经过桥洞时实施爆破，巨大的桥体坍塌将专列掩埋，纵使胡帅命再大，也逃不过这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
掩埋炸弹的地点确定了，但张作霖什么时候返回奉天，时间无法确定。他左思右想，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求助于关东军的特务机关。
很快，关东军顾问田俊大佐给河本大作送来了一份文件，河本拆开文件袋一看，里面夹着一份简历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飒爽英姿的女士，她的名字叫川岛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