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经是，并仍然是西方列强炫舞的大舞台。
曾经上海划分了许多外国人专属居住区，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和日租界。
公共租界诞生于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大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清政府除了向英国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割让香港岛以外，还开埠了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口岸，即所谓的“五口通商”，并且在其开埠的口岸相继取得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划定租界和最惠国待遇。
随后，英国人在外滩划定了英租界，美国人在虹口开辟了美租界，法国人在卢湾划分了法租界。
1854年，英美联合成立上海工部局，统一管理租界区，该区域便称为公共租界，或者国际租界。
后来，日本海军陆战队占据了公共租界东区和北区，公共租界一分为二，苏州河以北为日租界。
来到上海才三天，阎翰林就感触到这个充满社会矛盾的国际大都市紊乱不堪的脉搏。不过，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城市对他执行任务非常有利，因为这里布满了各个国家的情报网，是东亚情报的集散地。
于此同时，上海也布满了警察、密探、特务、巡捕和黑社会，以及叛徒，所以阎翰林他们不得不倍加地小心。
正如苏友文所说的那样：“一路上千小心，万小心，到了上海却出了事。”
昨天中午，阎翰林的箱子被盗了，藏在箱子夹层的“田中奏章”不翼而飞，“黄雀计划”等于前功尽弃，这让阎翰林他们的情绪糟糕到了顶点。
昨晚，上海又下了一夜的雨，房间阴冷潮湿，仿佛阎翰林他们阴郁的心情。
苏友文闷闷不乐地说：“英伦宾馆运气不足，煞气有余，咱们不如换个地方住。”
“就是，住在这里倒了八辈子的邪霉了，还不然趁早挪个地方。”李寿星抱怨道。
阎翰林拉着脸说：“不换，箱子是在这里丢的，我们就从这里找。”
“‘黄雀计划’已经半途而废了，我们待在这里干嘛？”苏友文问。
“‘黄雀计划’不但前功尽弃，还闹出这么个笑话，咱们回去怎么给少帅交代？况且，少帅能饶过咱们吗？”李寿星垂头丧气地说：“还不如散伙算了，大路朝天，各走一方，咱们不如各谋各的出路。”
“不，我不能走，要走你们走！”阎翰林倔强地说，“任务没完成，我无脸见东北父老！”
苏友文瞪了李寿星一眼说：“我不走，要走你走！”
“难道我说错了吗？”李寿星有点不服气。
苏友文指着他说：“瞧你那怂样，关键的时候撂挑子，你还是男人吗？”
李寿星被噎住了，“我-我-我”了半天，说不出下文。
在雨中，一位穿着雨衣、从头蒙到腿的男子，从黄包车上下来，左手提着一支箱子，右手正准备敲石库门，被一个门卫拦住了，“你找谁？”
另一个门卫见男子神秘、可疑，警觉地把枪一抖问：“你是谁？”
那男子不慌不忙地说：“我找你们康站长。”
“有预约吗？”前一个门卫问。
“有。”男子回答。
“你是哪个部门的？叫什么名字？”另一个门卫抓起值班电话说：“我打电话问问康站长。”
男子犹豫了一下说：“你告诉康站长，有个姓贺的给他送箱子来了。”
门卫打完电话，赶忙把门推开说：“贺把头请进，康站长正在大堂等你呢！”
贺把头“哼”了一声，抖掉雨衣帽，迈着大步跨入石库门。
“哈哈-是贺把头，快请进！”康裕冒着雨招呼道。
“哼！要不是看是你的人，我真想给他们两下子！”贺把头转头对着门卫恨恨地说。
康裕嘻嘻道：“贺把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
“呸！狗仗人势！”贺把头回头啐了他们一口。
康裕觉得不对味：“哎-你这是骂我呢，还是骂他们呢？”
“哦-哦-哦，我在骂他们，在骂他们。”贺把头赶忙解释道。
贺把头真名叫贺喜来，原籍江西上饶县，他纠结一帮江西流民，来上海闯荡，在浦江码头做搬运工，还打着“江右帮”的旗号。因不满安徽帮欺行霸市，遂带领江右帮与徽帮械斗、火拼，还闹出了人命，被巡捕房当场逮捕，冠以“聚众斗殴”之罪，准备将他科罪量刑，后来经过康裕从中疏通，才将他保释出来。
不过，康裕保释贺喜来，一是看他是上饶同乡，又是远亲，而且受族人的厚礼托付；二是看他在江右帮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可罗为己用。
当然，贺喜来也深知，康裕保他也不是白保的。康裕让他把江右帮纠集起来，平时以打杂、干临工为活，暗地里为中统上海站充当眼线或者耳目，关键时候还让他带领江右帮干些“脏活”，挣一些赏钱。
前日，康裕交给贺喜来一项重要任务，让他潜入英伦宾馆，将409房间的一支皮箱偷出来。
“哪皮箱装着什么值钱的玩意？”贺喜来问。
“你甭管皮箱里装的什么？反正很重要，你只管偷出来就行了。”康裕说。
贺喜来伸出一个指头。
康裕痛快地说：“行-行-行，1万就1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贺喜来见他答应的挺痛快，灵机一动说：“不，是10万。”
“什么？10万？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好大的口气！”康裕急赤白脸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