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陶潜等不及了，出了办公室，走到走廊里的一个角落处，那里时不时会有人神神秘秘地接打私人电话。
好在此刻那里正好没人，陶潜拨通徐丹的电话。
接通后，两人先是一阵寒暄，无非是“最近怎样？”、“过得好吗？”、“忙什么呢？”之类的客套话。
然后陶潜言归正传，问：“上次高轩回来，我们不是聚了一次吗？聊天的时候你说你姐夫在鸠田会社工作，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帮我约一下你姐夫，我想请你们吃个饭聊聊……”
“不会是我姐夫出事儿了吧？”徐丹在电话那边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警察一出面，总觉得是犯了事儿似的。”
“哈哈，你想哪去了！我想请你姐夫帮个忙，了解一下鸠田会社的情况。”
“哦，我帮你问问吧。我猜你找我姐夫是为了案子吧？是不是和日本人被杀有关？说实话，这种情况下，作为鸠田会社的人都会有顾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姐夫会不会答应，我不敢保证。”
“我明白。你帮我劝劝吧，咱们是老同学，你应该了解我嘴有多严，会替你姐夫保密的。”
“那倒是。你的为人绝对靠得住！我姐夫要是不同意，我就求求我姐，我姐夫听我姐的。”
“太谢谢了！现在办事，还是同学之间好说话。”
“不过……上周日刚见到我姐，说姐夫在外地出差，好像时间挺长的。”
“没关系，也不着急。等跟你姐夫说好了，就给我电话。”
挂了电话，陶潜心想有些事急也没用，同学姐夫不在，这种事也不好在电话里问，只得先等一等了。
让陶潜没想到的是，案子的事没有着落，更烦心的事又找上了他。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老孙从外面回来，看到陶潜在。他先在自己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来到陶潜的办公桌前，用眼神示意陶潜跟他出去一下。
老孙在前面走，陶潜在后面跟着，两人来到走廊。陶潜以为老孙会转身对他说点什么，没想到老孙继续走着，乘电梯下到一层，一直走到楼外。
看来老孙要说的事比较重要，陶潜边走边想着，会是什么事呢？
走到大楼的拐角处，老孙站住转身说：“听说你在日本人那个案子上跟谭队对着干？”
“没有啊。”陶潜摊了下手说，“我只是觉得案子还有疑点……”
“有疑点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干吗抻这个头啊？”
“我真的没想跟领导做对，我只是有点不同看法。”
“你啊！社会经验太少了！这种事怎么能干呢？谭队要是记恨你怎么办？”
其实，陶潜一直为这件事忐忑不安，但他嘴上不认输：“不至于吧？我是为了工作，他能把我怎样？”
“说你傻吧，你肯定不承认。你太年轻，不知道轻重！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已经向上面申请离开一线岗位，推荐你来接替我，我听说谭队对你很认可，这个节骨眼儿上，你要把他得罪了，你当组长的事就悬了。”
“不会吧，我看谭队不是小心眼儿的人。”
“那是因为你没威胁到他的利益！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领导多着呢！”
经老孙这么一说，陶潜觉得十分懊丧，如果谭队真的如此心胸狭窄，自己在刑侦大队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听从女友父亲的安排，去未来岳父的厂子学做生意呢！
于是，陶潜说：“大不了不干了呗！”
陶潜的“不干了”说的是不干警察了，老孙以为他说的是不干组长。
老孙瞪了陶潜一眼，焦急地说：“这话只能跟我说，你可别意气用事啊！组长这个位置，虽然是个受累的差事，级别不高，不算什么好位置，但也有不少人盯着呢。我们干刑警的要往上走，都得一步一步地来啊！”
陶潜看老孙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本来要解释一下，但马上想到自己要转行的事最后还没定，还不能告诉老孙。
同时，陶潜理解老孙这样说他，是为他着急，他要是跟老孙争辩，便辜负了老孙的一片好意。而且，按老孙的脾气，肯定不会罢休，直到说服他为止。
于是，陶潜口气缓和下来，解释说：“这事其实不怨我，我没想跟谭队做对。我本来私下里跟谭队汇报了我的看法，结果被别人听到了，然后在会上提了出来，弄得谭队很被动，我也很被动，谭队肯定以为我背后告他状了。”
老孙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我了解你，你绝对不是有意跟领导作对，你是做事太认真，不够圆滑。不过，破案往往需要这样的认真劲儿。好了，我知道了，有机会我替你跟谭队解释解释吧。”
后来有一次队里开会，谭队特意提了一句，说陶潜提出武野被杀一案有疑点，事先跟他沟通过，要队里的人别乱猜疑，要配合陶潜的调查。
陶潜心里明白，谭队这么说，一定是因为老孙替自己解释了。
老孙这人真不错，这么大岁数还能放下身段为他去说情，如果换作陶潜自己，他肯定不会向领导解释什么的。他自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工作着想，出发点是好的，凭什么像做了坏事一般心虚？
过了几天，陶潜的同学徐丹来电话，说他姐夫出差回来了，并且他已经说服姐夫，答应跟陶潜见面聊聊。
陶潜专门选了一个有小包间的中档餐厅，请徐丹和他姐夫一起吃饭。
陶潜事先问好了，徐丹姐夫姓丁。见面以后，陶潜称呼徐丹姐夫为“俞哥”，一开始主要是唠唠家常，还有男人在一起喜欢侃的热点问题，还有足球之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