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继续分析，如果没有听到周小鱼说起宫本与陈大柱一起喝过酒，谁也不会把这两人联系在一起。
这两人的地位相差那么大，既不是同乡，也不是同学，脾气秉性又不相投，他们能坐在一起喝酒，让人觉得颇为奇怪。
陶潜又想起了一件事，专案组当初将陈大柱作为初步怀疑对象之后，想方设法查找他下落的时候，他像人间蒸发似的杳无踪影，最后是宫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单位里一个员工与陈大柱联系过，最后通过这个线索才找到了陈大柱。
如果不怀疑宫本，陶潜还想不到这件事有什么不对。现在想来，很多与陈大柱有关的事都与宫本有牵扯，却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联系。
有必要将这些事再核实一下。陶潜记得与陈大柱有过联系的员工姓西门，好在西门的个人资料他还留着。
他找出西门的电话号码，想马上打电话给他，但想到现在是上班时间，对方可能说话不方便。陶潜忍了忍，等到下班才给西门打了电话。
陶潜先介绍自己说：“我是公安局的，我们以前见过面，我曾经和宫本先生一起找您了解陈大柱的情况，从您那里找到了陈大柱的联系电话。今天给您打电话，还想向您核实一些情况……”
“我还记得您，您是陶警官吧？”陶潜没想到对方还记得他，说明这件事对西门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陶潜打电话之前，想过询问西门的策略，不能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以免把他吓着，什么都不敢说了。当然语气也不能太软，这样会让对方有蒙混过去的侥幸。
陶潜说：“谢谢您还记得我。上次很感谢您给我们提供了陈大柱的联系方式。今天还有件事想问一下，上班时间怕您不方便说，所以下班才给您打电话……”
陶潜有意停顿了一下，让对方感受一下自己软中带硬的语气，然后接着说：“陈大柱已经被我们抓了，他说他不记得跟您联系过，所以他的电话号码应该是别人给您的吧？”
其实，警方审讯陈大柱时，并没有问过电话号码的事，陶潜这么说只是试探一下。
对方沉默了片刻说：“您说的对，是别人把陈大柱的电话给我的，让我提供给警方，说这样对警方破案有好处，我没多想就照办了。”
陶潜听得出，对方所说的“没多想”并不是事实，肯定是一个能影响他利益的人安排他这么做的。陶潜没揭穿，接着问：“是谁给你的？”
对方的回答十有八九是宫本，但陶潜想听对方说出来。
“……是宫本先生。”
“好，我就想知道这个。谢谢您的配合！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就行了，要是让宫本先生知道，对您个人也没好处。”
“……这个我明白。”
西门的话印证了陶潜的感觉，果然是宫本安排的！宫本如此费尽心机，肯定是有目的的，最大可能是引导警方的侦破方向。
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如果他不是为了保护自己或某个值得保护的人，没理由如此大费周章。
陶潜又想起警方在陈大柱住处找到的凶器，这件事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陈大柱认罪之前，一直坚称那把刀是有人快递给他的，也许他并没有撒谎。
如果有人要将杀人重罪嫁祸给他，的确存在将刀快递给他、他稀里糊涂收下的可能。
能这样做的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手里有这把凶器，不是真凶就是真凶需要他保护；二是熟悉陈大柱的行踪。这两个条件宫本都具备。
如此一路分析下来，陶潜决定将下一步调查的重点放在宫本身上。
但这些想法都是推测，如何去查呢？陶潜将专案组成立以后的侦破经过仔细回顾了一番，很多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翻过来想过去，都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起了那次同学聚会。
那次聚会是因为在北京做日本问题研究的高中同学——高轩回本市开会，老刘张罗的一次聚会。记得参加聚会的同学中有一个叫徐丹的，他姐夫在鸠田会社工作。
徐丹的姐夫虽然不见得了解案子，但应该了解鸠田会社的内部情况。陶潜很想找徐丹姐夫聊聊，说不定会给侦查工作带来一些启发或者线索。
陶潜找出徐丹的电话，先想了想怎么说，然后刚要打，忽然想到在办公室打这样的电话不太合适。
他在电话里要说的是与武野一案有关的事，自己说者无心，可能别人听者有意，说不定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
陶潜继续调查虽然是局里同意的，但队里的人都清楚这不是谭队的本意。如果有人心术不正，把他的话添油加醋、掐头去尾地跟谭队报告，谭队说不定会以为他还在背后捣鬼呢。
想到这儿，他决定先忍忍，等到下班以后离开单位再打电话，那个时间里对方接电话也方便。
怎么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似的！陶潜想起曾经看过的谍战剧，觉得自己此刻的处境很像剧中的地下工作者。
他自嘲地想，本来光明正大、问心无愧的事，弄得像做了见不得人的坏事似的。看来人生最难受的滋味是不被理解的滋味。
陶潜不确定徐丹肯不肯帮这个忙。他和徐丹虽然是同学，但不是很熟。高中时同学之间交往比较简单，学业把脑子全占满了，很少有时间和心思与同学去深入交往。
不过，徐丹不太可能拒绝自己，除了有同学情谊在，在中国生活工作，都需要建立关系网，不然寸步难行。
所谓的关系网就是互相办事、互相帮忙形成的网络，而同学之间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不管是出于同学情还是维护关系网的需要，徐丹能帮上忙的话是不会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