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陶潜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中国很少有类似的案例，何不把这两个求爱的姑娘当作一个心理学研究案例呢!由于中国特殊的司法传统，很少有对残忍的凶杀案进行公开报道的，也不允许对这种杀人狂魔进行大肆渲染，即使有女人存在屈服于暴虐的心理，也少有机会爱上甚至嫁给残暴的罪犯。就像刚才说到的美国杀人恶魔，如果在中国早被枪毙了，怎么会有机会被美女追求呢！
这个案例对陶潜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他打算在把两封情书交给陈大柱之前，自己先留个底，等案子结束之后，好好研究一番，说不定还能写出一篇论文呢。
这时，谭队开口了：“把这两封信说给大家听听，本来是想让大家放松一下，没想到讨论得还挺热烈的。下面我们开始讨论正事，说说武野被杀的案子，希望大家也能拿出刚才的劲头。”
谭队特殊的热场方式真有效果，接下来大家的讨论不像以往开会那么死板。
有人提出陈大柱死不承认，干脆给他上点手段。大家都看着谭队，心里都明白，有的时候在审讯过程中上手段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审讯的过程往往是一个让嫌疑人心理崩溃的过程，只有心理崩溃了，他才能真正放弃抵抗。上手段对于尽快让罪犯屈服是有作用的，比如不让罪犯睡觉，罪犯困到极点的时候更容易放弃抵抗。
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规定，也容易造成冤案，但有时候也会打个擦边球，偶尔用一用。
谭队想了想，摇摇头说：“这个案子非同小可，社会舆论如此关注，这种小动作容易出问题，到时候不好收场啊！”
陶潜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越琢磨越觉得陈大柱不像真凶。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撬开陈大柱的嘴，他犹豫着要不要将心里的狐疑说出来。
谭队看陶潜神情怪怪的，问道：“陶潜，你有什么想法？”
陶潜没想到谭队会直接点他名，他迟疑了一下，试探着说：“我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啊，有个想法很不成熟……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陈大柱身上，可不可以考虑其它可能？也许真凶另有其人呢……”
听到陶潜的大胆说法，大家普遍感到很惊异，纷纷去看谭队的脸色。
谭队微微皱了皱眉，立刻打断陶潜：“你不要受社会舆论左右，我们刑警的职责是查出真相，抓住真凶，不能因为网络上有那么多声援陈大柱的声音，我们就打退堂鼓……而且，将陈大柱定位嫌疑人，主要依据你发现的线索，你怎么忽然又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想法呢？”
谭队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严厉，口气缓和了一些，接着说：“我明白，你发现的线索对我们抓住陈大柱贡献很大，你担心抓错人，这一点我是能理解的。你不要有太多顾虑，你放心，即使我们抓错了，也是我当队长的责任！”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陶潜不好再说什么，低下头假装记着什么，以此躲避着大家投过来的目光。
谭队转过头，像是对陶潜也像是对大家说：“从目前的线索来看，陈大柱的嫌疑还是最大的。”
谭队的这一句话陶潜是认可的。回首案子的侦破过程，把陈大柱定为主攻方向是最现实的选择，其他的侦查方向线索了了。
其实，陶潜刚才提出那样的疑问，并不是担心侦查方向错了领导会怪罪他，这方面他没有压力，他只是无法放下心里的怀疑。
当然，谭队的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谭队是领导，而陶潜只是一个普通侦察员，责任由谭队担着呢。
陶潜马上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附和着说：“谭队说得对！我个人觉得，刚才有人提出走亲情路线是条可行的办法。据我了解的情况，在陈大柱的亲人中，跟他感情最亲的是他的爷爷，但现在已经去世了，母亲也跑了，只有父亲还在。我认为有必要去一趟陈大柱的老家，最好能说通他的父亲来一趟，劝劝陈大柱，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谭队说：“陶潜的补充很有道理。”
又讨论了一会儿，看大家没有可说的了，谭队结束了讨论，然后布置两个人去一趟陈大柱的老家，务必把陈大柱的父亲请来。老人家如果提什么条件，都先答应着。
陈大柱父子之间感情非常冷漠，警方的人很有可能说不动老人，因此陶潜心里对请陈大柱父亲来的结果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陈父来了，能起多大作用也难说。
但目前情况下，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陈大柱的老家很偏远，而且没通高铁，只能坐普通火车去，下了火车还得坐长途车。
现在火车票很难买，听说是刑侦大队出面找铁路的公安系统帮忙，才搞了两张第二天的卧铺票。
在陈大柱的父亲没接来之前，对陈大柱的审讯只能先放一放。
第二天，陶潜打算把那两封写给陈大柱的情书尽快交给他，便先将信复印留底，然后准备把信亲手交给陈大柱。
陶潜之所以想亲手把信当面交给陈大柱，是想看看陈大柱拿到信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在看守所，警察把陈大柱带出来，陶潜差点儿没认出来他。
陈大柱被抓捕归案后，宋军立即对他进行了突审，此后陶潜再也没见过他。
短短几天，陈大柱像换了一个人，原本脏兮兮的衣服换成了蓝白相间的囚服，原来那头浓密且乱蓬蓬的头发被剃成了小平头，参差不齐的胡子也挂掉了，还显得比刚被捕的时候胖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