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刚占领这些地区时，根据国内的命令，尚持谨慎态度，但从昭和13年开始，日本军队为筹集物资，通过皇协军在占领区内，发行、使用“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
英、法租界当局知这种钞票的准备金相当虚弱，兑现能力很差，因而在其租界内，仍使用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不准日本发行的新货币的流通，以防租界内之金融受新货币跌落的影响。
日本方面对此曾与英、法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并要天津英租界市政机关，将国民政府银行存于该地的大宗白银转交日方，对此英方都予以拒绝。
日本为对英、法进行恫吓，于昭和13年12月22日至昭和14年2月，限制天津英、法租界的交通。
且日军的情报部门通过侦察，得知天津的英、法租界与香港、河内、重庆等地的电报联系中，经常提及大日本皇军在华北的实力和动态；经常向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部队出售武器、弹药、医药及其它通讯器材等物资；天津市内的抗日团体，则以英、法租界为基地进行活动等等。
所以今年的4月9日，伪天津海关监程锡庚在英租界的电影院内被杀，日方向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馆提出了抗议后，经共同搜查，于4月15日在英租界查出有4名嫌疑的人。
但英方以证据不足，拒绝将这4人引渡给日军，经半个多月的交涉亦无结果。
5月6日，日军天津警备司令官兼27师团长本间雅晴向在天津的英、法当局发出警告，大意是：英、法租界已成为抗日分子的“阴谋活动策源地”，是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庇护搞暗杀的犯人，这是对日军的敌对行为，也是对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挑战。
接着，本间雅晴依日本政府的命令发出封锁英租界的声明，随后日军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的7条主要通路，并检查万国桥下游白河至天津的英、法船只。
日军为了侮辱英国，在各检查点对英国人尤为苛刻，须脱衣检查，这激起了英国、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极大反感。
为天津事件，日、英两国在东京的交涉于7月22日结束，英国被迫承认日军在华的种种权利，并于24日发表了相关声明。
但美国认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及对英、法、美在华权益的干涉，是明显地违反了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由中、英、法、美、日、意、荷、比、葡签定的在华机会均等的9国公约，因而对日本首先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
7月28日，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1911年两国签订的“美日通商条约”。
废除“美日通商条约”对日本是一大打击，因当时从美国进口量占日本在1939年总进口量的40．7％，日本的大宗战略物资是从美国进口。
现在眼看着就要到年底了，如果不能和美国达成和解的话，这对于前线部队的影响极大。
要知道，就现在而言，日本储存的油料、橡胶、钢铁等战略物资严重不足，如果美国执意要废除美日通商条约的话，那这场战争也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终止。
所以国内的那些决策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再加上今年日本国内发生旱灾，直接影响到军工生产，不能完成预定指标。
在对外关系上，不仅与苏联，而现在又与英、美、法等国家进入险恶的阶段，日军大本营根据以上情况，即提出缩减军队，节省军费，加紧新武器的研制与生产。
在战略上，积蓄力量，既准备进攻苏联，也准备进攻英、美。
在此情况下，日本陆军省依此提出了一个精简计划，即一方面继续放出和谈空气，同时推行以华制华的伪化活动，扩大伪军，扶植伪政权；加紧开发、掠夺华北等地战略物资。
另一方面，拟在1939年底，将在中国关内战场的部队，由85万人减至70万人，至1940年底减至50万人，至1941年底减少至40万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多田骏根本不可能，也不敢尽全力和马铮所部开战。
听完多田骏的解释，笠原幸雄和佐佐木到一等人都沉默了，这个结果让他们都难以接受。
“司令官阁下，撤兵的决定已经确定了吗？”笠原幸雄沉声问道。
多田骏摇了摇头说道：“还没有确定，但是包括陆相、参谋总长在内的多名宿老都认为撤兵很有必要，撤兵基本上属于定局了！”
“八嘎，国内的那些人难道就不考虑一下前线将士们的想法吗？”佐佐木到一怒声说道。
多田骏明白佐佐木等人的愤怒，事实上大本营的这些考虑，与在华前线指挥官们的想法根本不同。
前线的指挥官们认为，当前在华不仅不能减少部队，而且还应增兵，并继续向中国大后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以消灭国军野战部队主力，扩大占领区，使中国失去稳定的抗日基地，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但是他们这些人的想法显然影响不了大本营的那些当权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多田骏也不敢擅自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他虽然很想一雪前耻，但是却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