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五战区先后调集十一个集团军和军团，共六十四个师，约六十万兵力，防守徐州地区。
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其余兵力部署在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
南线日军的指挥官是畑俊六大将，指挥三个师团，约八万兵力，先后从镇江、南京和芜湖渡过长江北上。
藤田进第三师团主力攻陷滁县后，顺着津浦路正面向北推进到盱眙和张八岭附近；另一部分攻占了扬州，随后进攻邵伯和天长一线，以掩护镇江防线。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一部攻陷裕溪口，顺着淮南铁路北进到巢县和全椒，企图直奔蚌埠。
从一月底到3月底，在长达两个月的战斗中，国军在南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局部胜利，但是依旧无法阻挡日军北上的步伐。
眼下日军已经攻占了重镇蚌埠，一旦日军拿下北线的台儿庄，整个徐州战场将彻底的变成大溃败。
武汉南郊林木清翠的珞珈山公馆里，蒋委员长倚杖远眺武汉城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中、日全面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华北、华东大地的相继陷落，武汉，就像个秋后熟透了的果子，孤零零地悬挂着，随时都可能落向地面。
贪婪的日本人垂涎它，是想把这颗肥大的硕果揣入腰间，再给中国一次重击。
中国人关注它，是想抵住外来强盗的暴虐，保护已越来越少的果实。
当1938年第一缕春风吹绿武汉的千花万木时，焦躁不安的武汉再没有像往年那样，被春的魅力、绿的诱惑煽起激情。
大路上、田野里，一批批携金带银的商贾官吏、绝望无助的难民伤兵，像一股股令人沮丧的混乱的潮水，涌进武汉的大门。
国民政府各部门名义上虽说是迁往重庆，可到了这儿，都没有再向西挪一步。
一队队西迁的工厂、学校、民间团体，也极其自然地在这里扎下脚来。
工厂又冒出了烟，商店一家家地增多起来，政府的一些军事、政治机关也开始运转。武汉成了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战时首都”使武汉三镇背上了不堪忍受的重负。
洋楼私宅、旅馆寒舍，只要是个能栖风避雨的地方，都挤得满满当当，街巷市面上同样是人满为患。
房租、粮米菜价，随着人潮的蜂拥而至，也像是雨后冒出的春苗，“呼呼”地往上窜。
大武汉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挤膨胀得像是要裂开来。
对于蒋委员长而言，自退出南京后，他变得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武汉充满依恋。
想当初，国民政府建都金陵，蛰居秦淮，武汉从未真正打动过他的心。
每年夏天，他一般都要在庐山的清凉中度过些时日。
可每次上庐山、回南京，他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咫尺之外的武汉三镇，今天，他却突然觉得，武汉成了他手中最后一块明珠宝地。
不久前，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武汉卫戍司令陈诚说：“武汉之价值，今日才真正体会到。这里地处长江、汉水交会口，平汉、粤汉铁路必经此地。可以说是中部地区的水陆交通抠纽，‘九省通衢’名不虚传。”
“向南，武汉连接华南地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经香港、广州运到我们手里。向东、则直通苏皖浙，是我们日后收复失地的桥头堡。向北，武汉又依傍中原大地，是我们发起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可以说，控制武汉，足以控制东西、威震南北。”
他看到了这一点，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1938年新年刚过，日军不待休整，便擂响了西进的战鼓，从战略上说，仰攻武汉，必先控制翼侧的安全。
为此，东京日军军部，先拿右侧翼广袤的中原大地开了刀。
徐州会战一浪高过一浪的枪炮声和随风飘来的阵阵硝烟，时时都在提醒着蒋委员长——武汉血战已不会太远了。
能不能守住武汉，徐州战场是关键！
然而，这段时间徐州战场传来的都是噩耗，这让他的心里充满了焦躁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