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过币改，日本的银行不但要交出自己掌握的白银，使用中国发行的法币！
与此同时，日元以及其控制的其它辅币都要退出流通领域，这对于日本人而言，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可以说，一旦接受中国的币改，日本在经济上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于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所以事情发生之后，日本人当即想尽办法阻挠币改！
先是在华的日本银行并没有把银子交出来，甚至于日本驻华大使还登门质问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为何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并没有提前和日本商量，认为中国没有顾及中日两国的关系！
在孔祥熙这边吃了闭门羹之后，日本人又在中国搞了一个阻挠“北银南运”的政策，类似的还有什么劳什子“华北币制自治”，还大搞走私，最后在上海公然发行日元来阻止中国新货币的发行
然并卵，中国政府最终还是顶住压力，实现了白银国有化！
当然了，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如此顺利的完成币改，这离不开英国人的帮助。
对于币制改革，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合作态度，在中国宣布币改仅仅隔了一天，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发布敕令，禁止英国的银行和英国人用现银作为在华支付手段。
在英国的带动下，各国在华银行都先后向南京政府交出了存银，在白银国有化方面支持了中国的币制改革。
而在中国币改大范围内实施的时候，日本人终于还是坐不住了，决定以军事手段来干预此事！
在日本人看来，币制改革与统一，当然与政治的统一联系在一起。
在经济上无法遏制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寄希望中国境内的日军以军事手段逼迫国民政府就范。
而日军派出机构，包括关东军以及中国驻屯军等部队也把币制改革看作英国对日本的反击，要对其进行报复，于是决心加速进行华北的“自治”工作。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度，南京方面这一次快速的做出了反应，一面加速币制改革，一面派出专员尽量安抚华北的各路诸侯。
包括韩复渠以及阎老西、宋哲元等人都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安抚，暂时遏制住了这股歪风邪气。
然而，日本人并不甘心计划流产！
在其他军阀那里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日军方面将视线转移到了臭名昭著的亲日派殷汝耕身上！
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是有名的亲日派。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国民党驻守长城沿线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同年年5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派殷汝耕等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
从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
而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也因功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
在日本人的暗中支持下，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为了回报日本人，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办事儿。
甚至于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
日本人在华北暂时找不到突破口和代理人的情况下，殷汝耕成为了日本人眼里的香饽饽！
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他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
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
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
决定“从此，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之和平”。
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在大会上自任“委员长”！
至此，一场阴谋丑剧在冀东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