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还把美国和苏联当作假想敌，预计日本将与这两个大国发生冲突。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侵略者的步伐，正是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的。
《田中奏折》出笼后，广为传播。
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随之达到高峰。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机关，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右翼团体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演讲，散发传单，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的侵略狂热，形成了一股浪潮。
显然，只要找到一个借口，日军就会向中国的东北大举出兵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如愿以偿的攻占了整个东北，连带着与之接壤的哲里木盟地区也遭到了侵略，包括通辽、赤峰以及更北端的王爷庙也都被日军攻占了。
不过为了不过分的逼迫这些蒙古王公贵族，之前日本人表现得还不是咄咄逼人，但随着日本人逐渐将东北的局势稳定下来，对蒙古草原的侵略也提上了议程。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日本人对于察哈尔以及整个蒙古草原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尤其是再次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手里抢回多伦之后，日军加紧了对蒙古草原的渗透。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批的日本间谍出现在了草原上，他们收买拉拢那些堕落的蒙古王公，刺杀那些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一时间整个草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且马铮还知道，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日本人对草原的侵略将会达到一个疯狂的程度，直至爆发绥远抗战。
如果不出预料的话，很快就会爆发第一次张北事件和第一次察东事件。
所谓的张北事件，过程比较简单，但意义重大。
张北位于张家口东北部，距离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只有几十公里，算的上是张家口的门户。
在日军攻占多伦之后，便加紧了攻占张家口的图谋。
但当时，负责驻守张家口的是宋哲元部，该部一部分主力是宋哲元收编的抗日同盟军，很清楚日本人的意图，因此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
但突然有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
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
接着，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
情况上报南京之后，蒋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
随后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日军才暂时罢休。
但仅仅隔了没多久，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
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尽管这些事情看起来并不大，也没有引发双发大规模的冲突，但是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却非常的恶劣。
日军方面完全是将之当成是对中国方面的试探，但国民政府软弱的态度却让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最终，日本人就是利用这种手段，在打压国民政府的同时分化拉拢蒙古王公，差点学着苏联将漠南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正是因为知道这些，马铮才会放下东北的战事，而后带着王铁汉等人西进。
在他看来，日本人行为必须严厉打击，投降派也必须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