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仅仅待了两天之后，马铮便带着张腾蛟、周强等二十多名特战队员离开了棒槌山，赶往伪满洲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新京。
与此同时，远在凤凰山的李德林在接到马铮的电报之后，也紧急南下，前往新京和马铮等人汇合。
而就在马铮等人赶往新京的同时，关东军司令部里迎来了它新的主人——菱刈隆。
菱刈隆，大将军衔，鹿儿岛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陆军大学校第16期。日俄战争期间历任第1军参谋、近卫后备混成旅团参谋、步兵第45联队附，并于1930年6月任第8任关东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
这次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是菱刈隆大将第二次担任该职务，而他也是第二个先后两次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人，第一个做到这点的是武藤信义大将，也就是刚刚亡故的那个倒霉蛋。
有趣的是，菱刈隆大将两次都是在前任司令官得病突然死亡后到任的。
当年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突然去世，日本国内经过哟慎重考虑之后，最终决定由正任台湾军司令官的菱刈隆接任，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军部研究决定把他调回国当军事参议官。
不久前武藤信义元帅暴毙，关东军内部群龙无首，两派军官争权夺利，气氛非常的紧张，不得已之下，军部又是由菱刈隆拉了出来，由他接任了关东军司令官。
而菱刈隆大将的到任，也预示着伪满洲国这个畸形傀儡政府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任“太上皇”。
8月25日，菱刈隆正式在伪新京上任就职，与“满铁”总裁、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共同掌管伪满洲国的一切大权。
对于新的关东军司令官的上任，伪满高层其实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所谓的满洲国政府不过是在关东军刺刀下建立伪政权，自身只是一个傀儡，几乎所有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关东军手里。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武藤信义的暴毙，武藤时代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而新官上任之后会不会也来三把火，这三把火又将烧到那里，则是伪官员们都不得不重视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菱刈隆大将到任之前，溥仪就做了准备，他在东京方面发布了人事任命之后就派在东京的伪官员向菱刈隆大将转达问候，并且派人送去了大量的财物，讨好这位“太上皇”。
而菱刈隆满意之余，也表示“万事务以和为贵”。只是溥仪并不放心，这些年的宦海沉浮已经让他成长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客，所以他不会认为单凭那点财物就能堵住或者是收买菱刈隆大将。
事实也确实如此，菱刈隆上任之后当即就把武藤信义时代每月逢一会晤溥仪的时间，改为每月逢二，即每月2日、12日、22日与溥仪会面。
而在双方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菱刈隆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大刺刺的训斥溥仪，告诉他如何当好傀儡。
菱刈隆大将让溥仪应保持有“装聋作哑”的“雅量”，只有这样才能作到“无为而治”，其实就是简单明确地告诉溥仪，要他死心塌地当好日本侵略者的驯服工具。
除了对溥仪这个伪满政府的最高头目进行训斥，这位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还直接插手伪军的军事行动和人事任命，他到任的第二天就调整了伪满省区与军管区，并进行了收买中东铁路等重要事项。
与此同时，提拔了大量的年轻人，将他们任命为伪满政府的各个行政部门，一时间伪满政府内部所谓的“日系官吏”数量激增，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了两千大关。
不过相比于日伪之间的矛盾，摆在菱刈隆大将眼前最为尖锐的问题是，关东军与军部乃至于天皇之间的矛盾。
伪满政府和关东军之间的矛盾好解决，毕竟伪满政府就是在关东军的刺刀下建立的，这就像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儿子不听话打一顿就行了，不用担心儿子反老子。
一来是伪满政府和伪军没有这个实力，二来也没有这个胆子。
但是关东军与东京方面的矛盾却不能这么处理，这涉及到方方面面，极其的复杂。
九一八事变有两个主要人物，两人地位悬殊甚大，一位在当时只是关东军一个参谋，中佐军衔，名叫石原莞尔。另一位则是两次奉敕组阁的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
两者本身没有太大的交集，石原莞尔只是一个普通的陆军参谋，他接触不到内阁总理大臣这个级别的大佬，也无法左右政府的相关决定。
然而，对于日本侵华，前者却扮演者着比后者更为主动，更为有力的角色。
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一手策划者，他于1928年来到中国，出任关东军参谋，期间多次在东北实地考察，著有《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等书。
其主要思想就是以武力占领东北，赢得战略空间和经济资源，消除国内不安因素，继而北拒苏联。
当时，唯一使关东军顾虑的是苏联的立场，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石原根据内外形势，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远东苏军状况等因素判断，认为如果日本断然着手解决满蒙问题，苏联绝不会出面干涉。
于是，石原连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一同制订了详细的武力独占满洲的计划，这就发生了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若槻内阁采取“防止事态扩大”的方针，认为中日双方应该以谈判为解决事端。
但政府已不掌握日军，事实上，关东军无视政府的意向，北进至齐齐哈尔，哈尔滨，逐马占山至黑龙江，南进至锦州，终于成功地将东北军驱出满洲的最后据点。
当时关东军威胁政府，如不支持军部，反而阻止军部行动，关东军将从日本独立，自己统治满洲，因此，若槻内阁只好从预算中支付军部越轨行动的费用。
实际上，纵观整个事变，一方面日本是“不扩大”的内阁决议，另一方面却是日军不断前进的脚步。
有人说这是一种外交策略，但也有人说这就是关东军与军部以及政府的真实矛盾！
应该认为，日本内阁还是有打算制止关东军的行动的。
早在事变之前，外务省就注意到关东军昼夜不停举行激烈演习的情况。驻奉天领事林久治郎详细报告了满洲的危险形势，请政府注意。
币原外相接到报告后，与陆相南次郎商量，派建川少将去满洲劝说关东军“自重”。
得知建川前来劝阻，石原、板垣等人非但没有终止计划，反而加紧了行动。
以至于9月18日建川到达奉天，正在关东军将领招待建川之际，发生了柳条湖爆炸，张学良的北大营已受到岛本大队的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日本政府失去了对关东军的控制，就是朝鲜驻军违令跨过鸭绿江支援关东军。
日本在满洲的兵力总计不过104万，即驻扎师团5000人，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约5400人，炮20余门。与此相比，张学良有正规军25万，非正规军8万，炮260门。
石原计划的独占满洲，仅靠104万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
所以事变当天，关东军就电请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支援，林铣十郎当即命令5个步兵大队，1个中队骑兵，2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工兵组成临时混成旅团开赴满洲。
但是该旅团在19早晨接到军部和政府的电报，其命令是要求停止出兵，因而旅团只集结在新义州附近，没有出动。
然而不久，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又命令混成旅继续前进，火速增援，公然违抗了军部和政府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