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那个案子，确实有它不可思议的地方，能够充分满足那些好谈八卦的人的胃口。为了那些好奇者，我现在就开始叙述这起“斜屋犯罪”。
事实上，我还从未听过哪起案子有像本案一样如此齐全、如此诡异的作案工具。当然，本案的舞台就在这寒风刺骨的高原上，在这座斜屋之中。
与其说这座西洋馆和高塔是“修瓦尔的宫殿”，倒更像是路德维希二世的城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建造这座建筑的人就像一个现代的国王，是一个集财富和权利于一身的富豪。
滨氏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滨本幸三郎，并不像修瓦尔或者路德维希二世那样思维有异于常人。他不过是个超级发烧友罢了，因为有钱有势，所以痴迷程度也比平常人来得夸张一些。
或许那些处于巅峰的富豪政客所常见的无聊、忧郁也传染到了他的身上。当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多到一定数量，他的精神或多或少就会开始变得扭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
西洋馆和圆塔本身的构造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尽管里面有些地方会让人摸不着方向，但只要听过一次说明，应该不会傻到两次三次地走错。屋内没有能够旋转的墙壁，也没有通往地下的暗道或者会掉下来的天花板。这座建筑物之所以让人如此在意，应该源自当地人对它的称呼——斜屋。西洋馆和塔在建筑之初就设计成斜的，所以那座玻璃塔，也可以算是一座真正的“斜塔”。
至于西洋馆是怎样倾斜的，各位读者只要想象一个火柴盒，擦火的那一面朝下，然后用手指从上施压，底部不要翘起来，达到让盒体稍稍倾斜的程度就可以了。虽然倾斜的角度只有五六度，从外部几乎看不出来，但一旦走进内部，就会让人感到惊惶失措了。
西洋馆南北坐向，屋子由北向南倾斜，南北两边的窗户和普通房屋一样，问题出在东边和西边的墙壁。墙上的窗户及窗框和“地面”呈正常角度，所以当视觉习惯了房间的模样后，会觉得掉在地上的白煮蛋竟然是往上坡滚去的。这种感觉，不在这屋子里住上个两三天是难以体会的。如果住的时间长了，脑袋多少也会变得有些古怪。
如果你对斜屋的主人滨本幸三郎有一定了解，想必就能理解事件发生的舞台为何会是这样一个背离常识的怪异场所了。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招待客人来到自己这栋斜屋做客，然后观察客人满脸惊讶的表情，俨然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只不过这种恶作剧实在是太花钱了。
他年届七十，妻子早已过世，带着毕生辛劳所换来的名声隐居在国境的最北端。
平日里闲了就听听古典音乐，看看推理小说，他同时还是个热衷于收集西洋机关玩具和机械人偶的发烧友。总价值几乎与一家中小型企业资金相当的藏品都被保管在这座洋馆中一间被称为“天狗屋”、墙上挂满天狗面具的三号室里。
在这个房间里摆放着一个被称为“格雷姆”或者“杰克”的等身大小人偶。根据古老的欧洲传说，每当风雪之夜，这个人偶就会四处游走。其实，这个人偶在这起发生在北方洋馆中的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命案里，还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滨本幸三郎虽然有着古怪的爱好，但绝不是个难以接近的怪人。每当西洋馆周围的景色随着时节的更替让人流连忘返之际，他都会邀请友人来此做客，大家开怀畅饮。或许他想借机寻觅知音，但这个目的几乎没有达到过，至于原因嘛，随着序幕的拉开，各位读者一定就可以了解到了。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圣诞之夜。那时的斜屋——不，应该说是“流冰馆”——是由住在里面的管家早川康平和千贺子夫妇负责打理的。夫妇两人工作十分认真，无论是庭院里种植的花草，还是铺着石头的广场，连难以察觉的角落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只不过，当时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四周蓬松轻柔、连绵起伏的白雪，让人难以置信这样的景致会是暴风雪的杰作。枯草色的地面在白雪下沉眠，如果想在这白色法兰绒的床单上寻找人造建筑，即便找到世界尽头，也只有这一栋斜屋而已。
太阳下山了，被阴郁之色浸染的鄂霍次克海上，莲叶般的流冰像要填满整个海面般，日复一日地从海平面的那一端向海岸靠近。被忧郁色调感染的天空中，不断传来寒风那忽高忽低，如同呻吟般的耳语。
不久，流冰馆内的灯火终于亮起，雪花也开始表演它绚丽的舞蹈。这样的景色，任谁看了都会感到稍许哀伤。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可以解闷的舞蹈，那就是死者之舞。
大厅中流泻出《白色圣诞》的旋律和众人叽叽喳喳的谈话声。天空中飘扬着粉雪，从远处传来防滑链与雪地的摩擦声，一辆黑色的奔驰爬上山坡，里面载着前来参加聚会的客人。
滨本幸三郎衔着烟斗，站在大开着的门前。他系着一条英国上流风格的蝉形阔领带，头发已经全白，但鼻梁高挺，全身没有多余的赘肉，一下子还看不出他准确的年龄。他取下烟斗，吐了个白色的烟圈，微笑着看看身边。
小女儿英子站在幸三郎的身旁，身着昂贵的晚礼服，长发盘起，在如此低温的环境下却露出双肩。她高挺的鼻梁来自父亲的遗传，颧骨高耸，但也算得上是个美人。身材高挑，甚至比她父亲还要高一些。
英子的晚妆对于参加这类晚宴的女性来说稍微浓了一些。此时她嘴角紧闭，就像个正在听取工会代表抗议的老板。
汽车开进了泛着黄色灯光的门廊，在两人的注视下缓缓地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