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微末，贪腐遁形
李孜省，南昌人士，原为布政司一名小吏，本有望通过选拔进入京师任职。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他因贪污行为暴露之时，为躲避法律制裁，他选择留在京城，暗中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一决定，不仅为他个人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的朝廷动荡埋下了种子。
二、迎合帝好，五雷法起
明宪宗朱见深，这位对超自然力量充满好奇的帝王，其对方术的痴迷不亚于对治国理政的兴趣，这无疑为那些懂得把握时机之人提供了晋升的捷径。李孜省，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布政司小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野心。
李孜省意识到，要实现阶层跨越，仅凭常规路径已难有作为，必须另辟蹊径。他深入研究五雷法，这门源自道教，据说能够调遣风雨、治疗疾病的秘术，成为了他手中的关键棋子。五雷法的神秘色彩与明宪宗的偏好不谋而合，李孜省看准了这一点，决定以此为突破口。
然而，通往皇帝的道路并非坦途，宫墙高耸，层层障碍。李孜省明白，要让自己的“奇技”得见天颜，必须借助内廷的力量。于是，他精心策划，开始与宦官梁芳、钱义等人建立密切联系。在明代，宦官往往手握重权，能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决策。李孜省凭借其圆滑的交际手腕和对人心的精准把控，很快便与这些权势宦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梁芳与钱义被李孜省的诚意和他所掌握的五雷法所打动，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他们利用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安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偶遇”。在某个吉日，李孜省携带精心绘制的符箓，通过宦官的引荐，呈现在了明宪宗面前。这些符箓不仅仅是纸上的符号，它们承载了李孜省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方术的深刻理解，更是一种对皇权心理的精妙把握。
宪宗见到这些神秘的符箓，以及李孜省对五雷法的讲解演示，不禁大为惊奇，对这位突然出现的“奇人”产生了浓厚兴趣。李孜省凭借其对五雷法的“精通”与对皇帝心理的精准拿捏，迅速赢得了宪宗的青睐。从此，他从一个边缘小吏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正式踏入了权力的核心地带。
三、特旨升迁，干预朝政
成化十四年，随着明宪宗对李孜省的信任日益加深，他特旨升迁，越级授予李孜省太常寺丞之职。太常寺作为掌管国家祭祀礼仪的重要机构，其丞位虽非内阁重臣，却因直接关联皇家仪式，地位显赫。然而，这一提拔立即引发了朝野的震动，尤其是那些秉持正直的官员，对李孜省的骤然崛起感到忧虑。
御史杨守随与给事中李俊等清流之士，基于对朝纲正义的维护，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联名上疏，弹劾李孜省品行不端，认为其通过旁门左道获得皇帝宠信，不具备主持国家祭祀的道德资格。这些言辞犀利的弹劾文书，充分体现了当时部分官员对朝廷正气的坚守，他们试图以此唤醒皇帝对国家传统的重视，阻止李孜省继续滥用权力。
面对汹涌的舆论压力，明宪宗非但没有动摇对李孜省的信任，反而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袒护姿态。他非但未采纳弹劾意见，反而以赏赐金冠、法剑等行为，公开彰显对李孜省的支持，这些物品不仅是物质的奖赏，更是权力的象征，标志着李孜省已获得了直接向皇帝密奏的特权。这种做法，无疑使得李孜省的影响力从宫廷礼仪扩展至政事决策，为他干预朝政铺平了道路。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成化十七年，李孜省的权势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晋升为右通政，这一职位让他在权力结构中更进一步，成为沟通内外、影响政策的关键人物。李孜省并未满足于此，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清除政治对手，巩固自身地位。王昶事件便是其手段之一，通过对朝中反对势力的无情打压，李孜省树立了不可一世的形象，让许多官员不敢直言，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自己在朝中的独大地位。
四、朋党勾结，弄权误国
在成化年间，随着李孜省权势的日益膨胀，他开始构建自己的政治网络，与邓常恩、赵玉芝等传奉官结成了紧密的朋党联盟。这些传奉官，多是通过非正规途径（即传奉，指皇帝直接下旨任命，跳过正常科举或考核程序）进入官场的人物，他们彼此间的利益纠葛与权力欲望相辅相成，形成一股强大的幕后力量，李孜省则以其超凡的权谋和皇帝的宠信，成为了这个集团的领袖。
李孜省深知，要稳固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单靠个人努力远远不够，必须借助更为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宗教迷信来包装自己，操控人心。于是，他们频繁组织扶鸾术等迷信活动，通过所谓的“神谕”来左右朝野舆论，将自己塑造为天命所归、受神灵庇佑的贵人，以此来震慑异议者，同时为自己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披上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
在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中，李孜省等人不断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氛围，同时利用这些“神迹”来排除异己。正直官员如吏部尚书尹旻及其子尹龙，因其坚持原则、不愿同流合污，成为了李孜省的眼中钉，最终遭到构陷和贬谪。相反，那些愿意依附于李孜省，或是被其视为“忠心”的人，如刘敷、黄景、李裕等，即便能力或品德不一定出众，却在李孜省的操作下得以快速晋升，占据要职。这种完全基于个人忠诚而非能力和政绩的官员选拔方式，彻底破坏了明朝原有的选官制度，导致官场风气急剧恶化，政治腐败愈发严重。
五、星象示警，终遭贬谪
成化二十一年，天象突变，星象的异常引起了明宪宗的不安，古人素有“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天文现象是上天对人间政治的预警。在这特殊的背景下，宪宗下诏广开言路，鼓励群臣直陈时弊，这一举措为朝中正直之士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纷纷上书，痛陈传奉官制度的诸多弊端，李孜省及其党羽的恶行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
面对朝臣的激烈批评和天象示警的双重压力，明宪宗似乎有所触动，一度对李孜省采取了贬职的措施，企图平息朝野的不满情绪。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对李孜省的依赖和宠信，宪宗很快又将其召回京城，李孜省的权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因这次“考验”而更加嚣张，他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排除异己，其势力盘根错节，愈发难以撼动。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明孝宗朱祐樘即位后，新皇励精图治，决心拨乱反正，整肃朝纲。孝宗深知李孜省及其党羽对国家的危害，于是采取了断然措施，将他们全部贬谪至边疆，以此作为清理门户、恢复朝政清明的第一步。这一举动，标志着长期笼罩在朝廷上空的阴霾终于有了消散的迹象。
但李孜省的末日并未随着贬谪而结束，宦官蒋琮的举报如同最后一击，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蒋琮的指控直指李孜省等人的罪行，孝宗闻讯后，立即将他们逮捕下狱，进行严酷的审讯。曾经权倾一时的李孜省，在铁窗之下，面对严刑拷问，身体与精神遭受了极大的摧残，最终未能熬过这场风暴，病逝于狱中。
结语
李孜省的生涯，是对明代中期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揭示了当权者个人偏好如何被投机分子利用，进而扭曲国家机器运作的危险。他的崛起与陨落，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正义与秩序遭受冲击的写照。在那个时代，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让微不足道的小吏跃居高位，也能瞬间将其打入深渊。李孜省的故事，警示着后人：权力的诱惑与滥用，最终将导致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