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宫得宠
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出生于1835年的北京，出生在一个具有军功背景的家庭。她的家族虽然属于镶蓝旗满洲，但因其子嗣成为皇室成员而被提升至更显赫的镶黄旗满洲。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显示出家族在清朝官场中有一定的地位。
1851年，清朝朝廷颁布了选秀女的诏书。次年，18岁的慈禧被选送入宫，参加八旗选秀，并被咸丰帝赐予“兰贵人”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是对她美貌的认可，也是对她未来可能在宫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预示。
1854年，慈禧被晋封为“懿嫔”，这个称号中的“懿”字在满文中意味着“温和”、“安懿”，反映了她在咸丰帝眼中的形象。同年，她参加了正式的册封仪式，这标志着她在宫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到了1856年，慈禧为咸丰帝诞下了唯一的皇子载淳，这不仅是她个人地位的巨大飞跃，也意味着她将拥有更多影响宫廷事务的机会。因为母凭子贵，她很快被晋封为“懿妃”。1857年，她又被加封为“懿贵妃”，此时的慈禧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钴禄氏（即后来的慈安太后）。
由于咸丰帝身体状况不佳，加上当时清朝内外交困，外部面临英法联军的入侵，内部则有太平天国起义等重大挑战，导致咸丰帝身心俱疲。在这种情况下，擅长书法的慈禧开始代笔批阅奏章，并逐渐参与到朝廷政事之中。咸丰帝允许她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实际上给了慈禧一个逐步掌握实权的机会。
慈禧最初参与政务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为咸丰帝代笔批阅奏折。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朝政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一时期的经历为慈禧日后成为晚清实际的统治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辛酉政变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迅速攻陷了大沽，进而威胁到北京的安全。咸丰帝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显得束手无策，甚至考虑逃离京城。在这个关键时刻，懿贵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皇帝应当留在京城以镇守宗庙，防止外敌入侵，以免留下“天子蒙尘”的耻辱。尽管她的建议未能被采纳，但她的态度展示了她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随着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不得不带着懿贵妃和其他皇族成员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在此期间，懿贵妃开始积极参与朝政，审阅各地奏章，并与朝臣讨论政事。她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咸丰帝身边一些大臣的不满，特别是肃顺，甚至建议咸丰帝效仿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的做法来处理懿贵妃的问题。然而，咸丰帝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这让懿贵妃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其政治声望受到了一定影响。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去世，年仅六岁的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帝。同治帝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并分别赐予她们“慈安”和“慈禧”的徽号。咸丰帝临终前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同治帝，同时授予皇后和皇太子（由慈禧代管）两枚代表皇权的图章，用于签署诏令。慈禧以生母身份代行皇帝职权，但实际上权力受到了限制。
然而，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有限的权力，她渴望能够全面控制朝政。以载垣、肃顺为首的辅政大臣坚决反对慈禧干政，认为这违背了祖制和咸丰帝的遗愿。慈禧意识到必须联合其他力量才能改变现状，于是她首先说服了慈安太后，并与身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取得了联系。奕不顾辅政大臣的阻挠，前往热河拜见咸丰帝灵柩，并与慈禧、慈安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秘密会晤。在这次会议中，他们策划了从辅政大臣手中夺权的具体步骤。奕回到北京后，积极联络外国使节，确保外国不会干涉清廷内部事务。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与奕密谋政变后，形势迅速变化。八月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奏请求皇太后代理朝政，并提议在亲王中挑选一两人辅助处理国家大事。慈禧看到奏折后十分高兴，并立即召见载垣等顾命大臣，要求按照奏折所请传旨。然而，载垣等人以祖制中并无太后垂帘听政的规定为由，坚持驳回了董元醇的请求，并由焦佑瀛草拟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
慈禧在收到这份上谕草稿后并未立即发出，而是将其与董元醇的原折一同扣留。当载垣等人得知此事后，态度强硬，表示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从太后的命令，并指责慈禧查看奏折的行为是多余的。这一事件激怒了慈禧，她气得面色青紫，年幼的同治帝也被吓得哭泣不止，甚至尿湿了慈禧的衣服。慈安太后从中调解，建议大家暂时冷静下来，留待明日再议。
次日清晨，慈禧并未立即传旨召见，而是等待载垣等人施压。载垣等人以“搁车”（即拒绝处理政务）相威胁，慈禧最终在当天中午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拟的上谕发下，并遵从他们的要求使用图章。载垣等人这才恢复了正常办公。他们误以为慈禧已经屈服，不再对她加以防备。然而，慈禧利用这个机会，继续策划政变。
九月十八日，慈禧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草拟了一份谕旨，准备回京后发布。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灵柩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和同治帝在丽正门外恭送灵柩上车后，即从小路先行返回北京，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与奕等人随灵柩后行，这样巧妙地将辅政大臣中的核心人物分割开来。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一行抵达石槽，钦差大臣胜保奏请慈禧亲理大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二十九日，慈禧一行进入北京德胜门回宫。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上疏，请求慈禧亲操政权，并参照前朝太后临朝的先例，下令廷臣商议实施。
政变时机成熟，慈禧随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早已在热河拟好的上谕，指控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未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回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他们解任，并令其余辅政大臣退出军机处。随后，载垣、端华、肃顺被革去爵职并被捕。不久，肃顺被处决，载垣、端华被赐死，其余辅政大臣均被革职。
肃顺临刑前曾抱怨自己“没想到上了小娘们的当”。之后，慈禧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次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前往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听政的大典。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并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至此，“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正式确立
三、两宫垂帘
短暂的“中兴”
慈禧与慈安掌握最高权力后，清廷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史称“同治中兴”。这一时期，慈禧与慈安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清朝的内外局势。
首先，慈禧着手清除“肃党”，即以肃顺为首的反对派。肃顺等辅政大臣在辛酉政变中被罢黜，甚至被处决或赐死，这极大地削弱了反对慈禧的力量，使她得以更加稳固地掌控朝政。与此同时，慈禧任命奕为议政王，并委派奕譞掌管神机营，训练精兵，进一步加强了她在军事上的实力。
在政治改革方面，慈禧听取了奕的建议，鼓励朝臣直言朝政弊端，要求他们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这一举措显示了慈禧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的开放态度，也表明她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朝政。这一时期，慈禧对奕的信任达到了顶峰，奕在处理政务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他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人组织起了地方武装，如湘军、淮军和楚勇，成为镇压内乱的主要力量。
依靠这些地方武装，清廷在短时间内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平定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和回民起义。这一系列的胜利不仅稳定了国内局势，还为清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对外政策上，慈禧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她支持洋务派提出的“自强”和“求富”方针，积极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创办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然而，慈禧同时也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的牵制，以防止任何一方力量过大而威胁到她的统治。这种平衡策略在短期内有效地维护了清廷的稳定，但也限制了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总之，慈禧、慈安与奕三人合作期间所取得的政绩，被时人誉为“同治中兴”。
叔嫂斗争
随着慈禧地位的巩固，她与奕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同治四年（1865年）发生的“蔡寿祺事件”揭开了两人权力斗争的序幕。
当年三月四日，翰林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指责他贪污、骄傲、揽权、徇私，并建议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另选贤能议政。蔡寿祺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并未立即处理，而是将其“留中”处理。当奕朝见时，慈禧告知他有人弹劾，并将折子给他看。奕询问是谁所为，慈禧告知是蔡寿祺。奕随即表示蔡寿祺不是好人，并要求将其逮捕审讯。慈禧与慈安对此非常愤怒，当日便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等人，打算以重罪处置奕。然而，诸臣请求先查明事实再定罪。
随后，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内阁讨论，并召蔡寿祺前来供述。最终，在三月初七日，他们上奏认为蔡寿祺的指控缺乏实据，并暗示奕若能严格自律，就不会屡遭非议。慈禧接到这一模棱两可的覆议后，立即召见了他们，并交给他们一份措辞严厉的朱谕，指责奕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目无君上，甚至暗中离间他人。慈禧谕令革去奕的一切职务，并要求众臣执行。
这一决定引起了众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认为奕并无明显劣迹，仅在语言上有所不检，建议慎重处理。慈禧随即召见了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指示他们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在内阁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前，慈禧态度反复，先是表示对奕仍有信心，后又严厉批评奕，要求诸臣“为我平治之”。
会议当天，众臣因慈禧前后不一的态度而困惑，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醇郡王奕譞急忙从东陵赶回北京，上疏为奕求情，请求慈禧宽恕他过去的错误，给他改正的机会。慈禧将此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会议中，倭仁起草了一份否定奕譞意见的疏稿，但肃亲王隆懃等人支持奕譞，导致倭仁不得不多次修改疏稿。最终，军机大臣支持倭仁的意见，而礼亲王世铎及其他王公大臣则支持肃王的意见。
由于群臣意见分歧严重，慈禧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处理，不仅会遭到内部反对，还可能引起外国干涉。因此，她在三月十六日发布上谕，部分恢复了奕的职务，但仍不允许他进入军机处。然而，群臣仍对此不满，慈禧只好在四月十四日允许奕重新担任军机大臣，但议政王的名号不再恢复。
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奕的权力，还加深了慈禧与其他朝臣之间的裂痕。慈禧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依赖太监传达信息，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违反祖制擅自出宫游玩，并在山东被巡抚丁宝桢扣留。慈禧对此惊慌失措，而慈安则召集奕等人商议，决定将其就地正法。慈禧虽对此不满，但迫于舆论压力，未敢公开反对。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届十七岁，需要册立皇后。慈安倾向于户部尚书崇绮之女，而慈禧则坚持立员外郎凤秀之女为后。最终，同治帝选择了慈安的意见，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选凤秀之女为慧妃。慈禧对此十分不满，并在婚后干预同治帝的生活，令其疏远皇后。这种干预使同治帝十分苦恼，也进一步加剧了慈禧与慈安之间的矛盾。
撤帘与二次垂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将政权交还给年轻的皇帝。然而，同治帝亲政后依然难以完全摆脱慈禧的影响。慈禧为了享受奢华生活，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便她可以搬出紫禁城居住。同治帝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慈禧远离皇宫，减少她对朝政的干预。然而，当时财政紧张，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修复工作需要巨额资金，同治帝的这一计划引起了包括奕在内的许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
尽管如此，同治帝依然坚持动工修复圆明园。然而，随着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光昭的贪污丑闻曝光，同治帝被迫考虑停止修复工程，改为修缮三海。即便如此，同治帝依然表示，停止工程需要获得慈禧的同意。从七月中旬开始，围绕园工问题，以奕为首的内外重臣与同治帝发生了多次争执，使得同治帝对奕等人的反感日益加深。同治帝甚至一度想要斥责奕，并打算革职包括奕在内的多位军机大臣，同时准备召集六部官员宣布这一决定。慈安与慈禧闻讯后，急忙前往弘德殿，流泪安慰奕，并撤销了这一荒唐的上谕。
同治帝的反复无常和对国政的轻率处理，使慈禧在背后负有很大的责任。慈禧对同治帝的干预并未停止，这不仅影响了同治帝的执政能力，也让朝臣们感到不安。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不幸染病，御医诊断其病情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的陈奏事件，又开始由她亲自批览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同治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去世。戌时，慈安与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了奕誴、奕、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余位王公大臣。
在此次会议上，慈禧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则表示：“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慈禧选定的人选是奕譞的儿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他同时也是慈禧与咸丰帝的侄子。这一违背祖制的决定令在场的王公大臣感到震惊，奕譞更是惊恐万分，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最终，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
慈禧随即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人带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次日凌晨，载湉被迎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并以继承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即光绪帝。慈安与慈禧再一次开始了垂帘听政的时代。
四、大权独揽
光绪帝登基后，慈禧意图有所作为。一方面，她努力笼络内外重臣，通过赏赐珍稀物品和给予优待来换取他们的效忠和支持；另一方面，她发布谕旨，要求各地督抚勤勉节约，忠诚于职守，并强调吏治的重要性，以稳固民心。然而，边境危机的加剧和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慈禧不堪重负，最终在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初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在这段时间内，慈禧无法处理政事，朝政主要由慈安一人负责。
慈安在独自处理政务的压力下，于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4月8日）突然病逝于钟粹宫，年仅四十五岁。慈安去世后，慈禧迅速召集相关大臣，安排慈安的后事。有关慈安的死因，有传言称她是被慈禧毒害的，但后世的研究认为，慈安本身患有厥症（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其去世可能是由于压力过大引发的突发性疾病，并非中毒所致。
慈安去世后，慈禧失去了唯一能够制衡她的力量，开始全面掌控朝政。奕成为了阻碍慈禧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早在同治年间，奕就因慈禧的猜忌和守旧派的攻击而屡遭打击，时而被罢职，时而被训诫，已经变得不敢放手做事。到了光绪初年，慈禧为了进一步牵制奕，开始扶持清流派，使奕在政治上更加缩手缩脚。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接连失利。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清流派的重要人物盛昱上书指责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在中法冲突中用人不当，导致战事不利。慈禧借此机会，以奕“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由，免去了他的所有职务，并撤除了他的双俸待遇，令其在家休养；同时，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也被全部罢免。这一事件史称“甲申易枢”。
奕等人被罢免后，新的军机大臣名单包括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匡、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等。其中，除了阎敬铭因其清廉备受尊敬外，其他人多被认为是昏庸贪腐之辈，其行政能力远逊于原来的军机大臣。尤其是奕譞，虽然名义上是“商办”，但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力。这一人事变动被时人比喻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即用平庸之人替代了有能力的官员。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击败法军，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领导的清政府决定乘胜求和，命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这一条约虽然在表面上结束了中法战争，但并未完全解决中法之间的边界争议，为后续的外交问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