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却无人应命，淮军几乎瓦解。李鸿章因此受到严厉处分，包括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
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于二三月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桑园会面，议定了“就地圈围”的策略，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并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
六月初，西捻军与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果，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水位上涨，处境更加困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西捻军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后，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历次降革处分，赏加太子太保衔，授协办大学士。
六、总督直隶
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日益壮大，李鸿章意识到自己与清廷的关系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紧张。因此，他决定效仿曾国藩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所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奏请裁撤淮军。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李鸿章遵旨抵达北京觐见，获赐“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在京期间，他拜见了慈禧太后和同治帝，并会见了军机大臣奕、瓜尔佳·文祥等，了解到清廷有意让曾国藩负责裁军事宜，然后让曾国藩移任直隶总督，并让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宗棠）平回”。
十月，李鸿章返回南京，与曾国藩商讨淮军的撤留事宜，最终决定裁遣马步50营，保留75营。不久，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而李鸿章则先回乡省亲，继而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并在二月兼任湖北巡抚。
在此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李鸿章先后奉命入川查办川督吴棠被参案、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并挥师援陕镇压回民义军。然而，就在他抵达西安仅七天后，天津教案爆发，列强军舰云集大沽口，李鸿章随即奉命率部“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八月，李鸿章在获鹿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此次任命与天津教案和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有关。清廷希望通过李鸿章及其淮军的力量来稳定局势。
李鸿章成功调解了天津教案，同意赔偿40万两白银，并派遣使团前往法国道歉。此外，他还惩处了相关责任人，包括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处决了8名肇事者，并将25名罪犯送往新疆服苦役。
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正式调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直隶一省政务及北洋三口的通商事务，同时还直接参与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一职务使李鸿章的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他被加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李鸿章又被赏戴三眼花翎，这在汉族官员中极为罕见。此时的李鸿章在朝中的权势达到顶峰，被认为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重要人物。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合上奏，提议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然而，李鸿章在签约过程中已经预见到日本未来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率舰队赴台，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前往台湾。尽管最终通过签订《北京专约》暂时平息了事态，但日本于光绪五年（1879年）吞并了琉球。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因“马嘉理案”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战争威胁下，李鸿章巧妙运用国际法，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清政府同意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尽管条约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紧张局势，但也因此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七、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源于19世纪下半叶法国对清朝藩属国越南阮朝的侵略。自1858年开始，法国通过两次《西贡条约》迫使越南承认法国为其保护国。为了进一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国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了越南北部的战略要地北圻，并击败了清朝军队，引发了中法战争。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然而，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因此，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李鸿章先是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了《李宝协议》，但该协议随后被法国政府反悔。接着，李鸿章尝试与法国驻日公使洽谈，但未能达成一致。
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在北宁之战中失利，失去了太原和兴化两地。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对军机处进行了改组（即“甲申易枢”），主和舆论逐渐占据上风。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同意停火。
同年6月，《第二次顺化条约》的签订使越南正式脱离清朝的朝贡体系，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虽然清廷与法国签订了协定，但李鸿章并未下令让清军撤回国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进一步恶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由于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了福州，攻击了南洋水师，并围困了台湾。
在越南战场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了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国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随后，法国新政府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考虑到继续战争的难度，同意议和，并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遣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
在英国的调停下，李鸿章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进行会谈。6月9日，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地位，并开放中越边境供法国使用。
八、北洋始末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同治二年（1863年），他利用上海富绅的资金，引进了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上海洋枪三局，这是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和机构。他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李鸿章提出了“海防论”，强调列强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积极倡导建立近代化海军。从光绪五年（187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水师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之一。然而，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均，海军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了“甲申政变”，日本趁机出兵朝鲜。次年（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如果朝鲜发生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通知对方。这一条约实际上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信任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不会有所行动，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并按照《天津会议专条》通知了日本。然而，日本迅速向朝鲜增派了大量军队，在朝鲜的兵力增至8000余人。随着起义被平定，清廷提议双方撤军，但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共同管理朝鲜，清廷拒绝了这一要求。
为了应对日本的威胁，李鸿章试图通过英、俄两国进行斡旋，但未果。最终，清廷决定调派陆军进入朝鲜，与日军抗衡。同时，李鸿章还租赁了英国船只高升号运送部分清军。然而，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战中突然袭击高升号，造成大量清军伤亡。日本海军还袭击了清军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导致广乙号沉没，济远号逃回威海卫。
清廷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决定对日宣战。但由于入朝清军尚未集结完毕，导致多次失利。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日军随后越过鸭绿江攻入辽东，接连占领辽东要地，并渡海进攻山东荣城、文登。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激烈海战。虽然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都遭受了重创，但北洋水师失去了黄海的制海权，剩余舰船退至威海卫附近的刘公岛。
进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着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相继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虏，最终全军覆没。
九、马关议和
马关议和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外交事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双方的议和已经开始在美国的斡旋下进行。清廷首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前往日本广岛，希望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会面。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的全权委任状不完整为由拒绝交涉，并继续维持陆海两方面的攻势，暗示需要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出面议和。
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进行议和谈判。尽管出发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然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益，与日方代表进行了反复辩论。因此，在最初的谈判阶段，双方陷入了僵局。
3月24日，李鸿章在马关住处的路上遭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的袭击，子弹击中了他的左眼睑下方，但幸运的是并未击中要害部位。李鸿章迅速恢复。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方担心国际局势的变化会对自身不利，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微收敛。
3月16日（4月10日），李鸿章伤势好转，双方进行了第四次谈判。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表示，在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要求3亿两）以及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要求上不再让步，并对李鸿章说：“您面前只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随后，日方以增兵再战进行威胁。李鸿章等人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最终同意签约，并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3月23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据传，在签字前的最后时刻，李鸿章曾对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朝鲜从原先清朝的属国变为独立国家；清朝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并在新开设的商埠享有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的权利。这一条约强化了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输出，并对中国的经济主权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私下向其他列强通报了交涉情况，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最终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并接受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十、出访欧美
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去了北洋海军这一支柱，加上签订《马关条约》后受到广泛指责，最终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转入内阁办事。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批评。然而，在此之前，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成功干预了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清廷上下普遍将俄国视为潜在的盟友。李鸿章、奕、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于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从“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
为了应对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威胁，清政府希望通过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进一步扩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这次出访不仅是对俄国的友好访问，也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他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了会谈。俄方提出了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的建议，并承诺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李鸿章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并于四月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该铁路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这一条约使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完成俄国之行后，李鸿章继续访问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超过9万公里。在德国，他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高规格接待，并前往汉堡拜会了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他也受到了热情欢迎。8月2日抵达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
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美国纽约，受到了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接见。在美国期间，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图书馆等重要地点。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表达了对美国《排华法案》的不满。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这次出访，不仅使李鸿章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大和发展水平，也让他对西方“立国政教”的理解更加深刻。在给亲信吴汝纶的信中，他提到：“所见过于所闻。”并总结了欧美国家“立国政教”的核心在于“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十一、伴食宰相
李鸿章自欧美归来后，满怀抱负地觐见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他深刻描绘了欧美的繁荣强大，并基于中国的贫弱现状，急切地提出了改革图强的建议。然而，这些远见卓识并未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李鸿章本人也未获得期望中的重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仅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一个名义上参与国事、实则缺乏实权的见习大臣角色，因此被时人讥讽为“伴食之宰相”，意指其虽身居高位却难有作为。
在此期间，李鸿章虽无实权，但仍积极参与了多项重大外交事务，包括政治性贷款、租借土地等问题的谈判，并代表清政府与德、俄、英三国签订了关于胶澳、旅大、九龙的租借条约。尽管这些条约多为中国带来了不平等与损失，但李鸿章在外交场上的努力与周旋仍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在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有传言称他接受了俄国的贿赂，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个人形象的复杂性。
在维新运动高涨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间，李鸿章虽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实则内心对新政多有同情。他秘密资助维新派团体“强学会”，并在背后支持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整军经武、振兴实业、废除八股、兴办学堂等，同时还保护了一些维新派人士免受迫害。
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对变革的抵制日益加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李鸿章被慈禧太后逐出总理衙门，失去了参与国家核心决策的机会。此后，他被任命为勘河大臣，负责黄河工程的勘查工作，直至次年二月返回京城，从此过上了闲居生活，心中充满了郁郁不得志的苦闷。
十二、积劳薨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商部大臣，但尚未启程，就又被改任为署理两广总督，负责镇压保皇党。在任期间，他一方面执行朝廷命令，逮捕保皇党人，另一方面又采取灵活策略，预留余地，暗中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持书信往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趁机入侵中国。面对这一局势，李鸿章在广东坚决反对慈禧太后对八国宣战的决定，认为这是“乱命”，并电报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建议采取权宜之计，维持各省秩序，稳定各国情绪。在他的支持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与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条款》，维护了东南地区的稳定。
随着北方局势的恶化，李鸿章被迫奉旨北上，参与与列强的谈判。他抵达天津后，与庆亲王奕匡一起，开始与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试图减轻中国的损失，但列强态度强硬，最终只能接受《辛丑条约》的苛刻条件。
由于早年马关遇刺留下的旧疾，李鸿章在谈判期间多次病倒。特别是在签订条约前夕，他因劳累过度和受风寒而吐血不止，病情日益加重。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到谈判结束，签署了《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他的逝世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慈禧太后也为之流涕，感叹大局未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柱。清廷对李鸿章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和祭奠，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允许他在京师建祠祭祀。这是清代汉族官员中唯一一位在京师建祠的人。
李鸿章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争议，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