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张玉书，字素存，号润浦，又称京江，是清朝初期的重要政治家、学者。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二十六日，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他的生平不仅是一部个人奋斗的历史，更是清朝初年政治、文化变迁的缩影。本文旨在梳理张玉书一生的主要经历及其对清朝政治的影响。
二、初入仕途
张玉书，字素存，号润浦，又称京江，出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二十六日的镇江。他在科举道路上表现出色，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人，仅仅四年之后，即顺治十八年（1661年），就考中了进士，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场。
成为进士之后，张玉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翰林院是清代最高学术机构之一，也是选拔高级官员的重要途径。作为庶吉士，他有机会在皇帝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在翰林院的日子里，张玉书勤奋学习，不断充实自己，逐渐崭露头角。他凭借深厚的学识和出色的文学才能，很快获得了上级的认可和提拔。
几年后，张玉书升任为编修，这意味着他有了更多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编修的职责包括编纂史书、制定礼仪制度等工作，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张玉书在这一职位上的表现令人称道，他不仅完成了日常的工作任务，还在学术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张玉书还被选为日讲起居注官。这一职位要求官员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举止以及重要政事。能够成为日讲起居注官意味着张玉书得到了康熙帝的信任和重视。在这一职位上，张玉书不仅要准确记录皇帝的活动，还要随时准备回答皇帝的问题，这就要求他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和敏捷的思维。
康熙帝非常欣赏张玉书的才华和忠诚，经常向他询问各种问题，从国家大事到文化典故，张玉书都能从容应对，给出恰当的答案。正是因为这种出色的表现，使得张玉书在康熙帝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康熙帝多次赞赏张玉书的回答，并且给予了他更多的责任和更高的职位。
三、政治生涯的高峰
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玉书的政治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这一年，他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并被任命为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皇帝身边的高级顾问，主要职责是在经筵（皇帝听讲儒家经典的地方）上讲解儒家经典，以提高皇帝的学识水平。这一职务的获得，表明张玉书在学术领域的造诣已经得到了康熙帝的高度认可。
成为经筵讲官之后，张玉书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康熙帝的视野中。他不仅要在经筵上讲解经典，还要在其他重要场合提供咨询意见。由于其学问深厚，见解独到，张玉书的意见往往能够得到康熙帝的高度重视。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随着吴三桂叛乱的平定，康熙帝决定前往盛京（今沈阳）祭陵。张玉书被选为随侍大臣之一，陪同康熙帝一同前往。此次出行不仅是对祖先的尊敬之举，也是为了展示皇权的稳固和国家的统一。能够被选为随侍大臣，说明张玉书已经成为康熙帝最信赖的近臣之一。
不久之后，张玉书再次获得晋升，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职位不仅意味着他在礼部有了重要的行政职责，同时也在翰林院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在礼部，他负责管理国家的礼仪制度，而在翰林院，则继续发挥他在学术领域的特长，为国家培养人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张玉书被擢升为刑部尚书。刑部尚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司法官员，负责全国的法律和刑罚事宜。这一职务对于维护国家法制和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张玉书的这一晋升，表明康熙帝对他处理复杂政务能力的高度信任。
四、调查功绩
在康熙年间，张玉书因其公正无私的性格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被委以重任，负责调查两起重要案件，分别是河道总督靳辅的指控以及杭州驻防清兵扰民事件。这两起事件不仅考验了张玉书的判断力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而且也展示了他作为一名清官的高尚品质。
首先，关于河道总督靳辅的指控，当时靳辅因主持治理黄河工程而遭受弹劾，有人指控他与纳兰明珠结党营私，私分河银。这些指控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并对靳辅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责成张玉书负责调查此案。
张玉书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深知这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也关乎整个国家的水利工程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他深入基层，亲自走访相关的地区，收集第一手资料，并与当地百姓交谈，了解实际情况。经过细致周密的调查，张玉书发现靳辅虽然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他始终坚守岗位，努力克服各种挑战，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指控靳辅的人并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支持他们的说法。最终，张玉书公正地向康熙帝报告了调查结果，澄清了靳辅的名声，并指出其在治理黄河方面的努力和成效。这一举动不仅恢复了靳辅的名誉，也为国家水利工程的顺利推进扫清了障碍。
其次，针对杭州驻防清兵扰民事件，张玉书同样展现了非凡的处理能力。当时，有举报称杭州驻防的清兵存在扰民行为，这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和不安。接到这一消息后，康熙帝再次将重任交给了张玉书。张玉书深知此类事件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他立即前往杭州进行调查。
在杭州，张玉书采取了严格的调查手段，不仅听取了受害者的证词，还对驻防清兵进行了详细的审查。通过严谨的取证过程，张玉书发现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指控，并查明了捏造事实的人。对于那些确实存在不当行为的清兵，张玉书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了相应的处罚，而对于那些无辜被冤枉的士兵，则予以澄清。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平息了民怨，恢复了社会秩序。
五、宰相之路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张玉书的政治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年，他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的要职，这意味着他成为了当朝的宰相级人物，负责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文华殿大学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不仅象征着皇帝对他的绝对信任，也是对他多年勤勉工作的肯定。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张玉书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管理能力，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职位的提升，张玉书的责任也随之加重。户部尚书的职责涉及国家的经济命脉，包括税收、财政预算、货币铸造等多个方面。张玉书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保证了国家财政的平稳运行。
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张玉书的政治生涯迎来了一次特殊的考验。这一年，康熙帝决定亲自出征，讨伐叛乱的噶尔丹。在这次亲征中，张玉书被选为随行的唯一汉臣，这一选择再次证明了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跟随康熙帝出征，不仅是一份荣耀，也是一种巨大的责任。作为随征的文官，张玉书不仅要协助处理军中的文书事务，还要在战略决策上提出建议，为前线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在这次战役中，张玉书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他与康熙帝以及其他将领密切合作，共同制定了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一策略充分利用了清军的优势，迫使噶尔丹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在实际战斗中，张玉书不仅参与了军事会议，还积极参与了战前的准备工作，为确保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文化贡献
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张玉书的文化贡献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年，他被任命为编修《平定朔漠方略》的总裁官，负责记录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历史。这部着作不仅是对张玉书个人才华的认可，也是对他军事才能的表彰，更是对清朝军事胜利的记载和纪念。
《平定朔漠方略》是一部官方编纂的历史文献，记录了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过程以及取得的胜利。张玉书作为总裁官，肩负着编纂这部重要史书的重大责任。他不仅需要整理和筛选大量的历史资料，还要确保记载准确无误，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深厚的历史学识，还需要对军事战略有着深刻的理解。
在编纂过程中，张玉书精心挑选史料，严格把关，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他还亲自审稿，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通过这部着作，张玉书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为清朝的军事成就增添了光彩。
除了在文化领域的贡献外，张玉书的家庭也因为他的成就而获得了殊荣。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张玉书的母亲不幸染病。康熙帝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关心张玉书母亲的身体状况，并特别赠予《金刚经》五部以及御食鹿尾等珍贵物品。这些礼物不仅是对张玉书母亲的关怀，更是对张玉书家族的一种特殊荣誉。
七、晚年
进入晚年的张玉书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尽管身体状况已不如年轻时那般健壮。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和四十年（1701年），张玉书两次随同康熙帝南巡，这不仅是对他多年勤勉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忠诚与才干的高度评价。在南巡过程中，张玉书不仅为皇帝提供了诸多咨询意见，还协助处理了一系列地方政务，显示了他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康熙帝对张玉书的表现十分满意，为此赐予了他许多珍贵的赏赐，这些赏赐不仅是物质上的奖励，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尊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玉书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面对这位忠诚老臣的请求，康熙帝感到十分不舍，多次温言慰留，希望能够挽留张玉书继续为国效力。尽管如此，考虑到张玉书的实际身体状况，康熙帝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仍旧希望他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为朝廷献策。
不幸的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张玉书在热河随侍康熙帝时病情突然恶化，最终病逝于此，享年七十岁。康熙帝得知张玉书的死讯后深感痛心，立即下令给予他丰厚的丧葬待遇。不仅如此，康熙帝还亲自撰写挽联、挽诗和碑文，表达了对这位忠诚老臣的深切怀念之情。在悼念仪式上，康熙帝追赠张玉书为太子太保，并赐予他“文贞”的谥号，这不仅是对他一生政绩和人品的高度赞扬，也是清朝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殊荣。
结语
张玉书的一生是忠诚与智慧的典范。作为一位清廉正直的政治家，他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更以其卓越的文化成就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他的故事激励着后来者，成为研究清朝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