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广勇也感同身受的点了点头，“确实如此，学校要有明确的办学定位和与之对应的人才培养目标，客观上也给予了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在填志愿选择学校的时候，便明白了自己以后发展的方向。
同时，考研、推免制度的存在，也给了学生再次选择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这样老师也轻松一些。”
他忍了又忍，还是没说，其实他觉得高职院校就不要搞什么学术研究了，一个学院一年的有效论文产出量还不如復旦大学一个副教授一年的多。
卿云笑了笑，而后打着总结，“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客观上存在‘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普通大学、有硕士授予权的学院、普通学院、高职高专七个类型的学校。
从上到下，专业的口径是越来越窄的。
办学定位决定了专业的宽窄程度，越是985、211等高校，专业口径越宽，越是强调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
越是向应用型转变的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越是强调面向基层、面向一线，专业口径越窄，把专业方向当专业来办。
我们也看到，由于办学定位的不同，不同高校教学变革的抓手也应该是不一样。”
说到这里，他定定的望着正在颔首赞同的王德超，沉默几秒后开了口，“所以，校长，书院制的实施与否，取决于復旦大学自身的定位，復旦到底是学术研究型，还是…综合型大学。”
在他看来，復旦大学，就是属于既要又要的思想在作祟。
或者说，这是扩招的本质，带来的问题。
扩招的原因、背景，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多说没任何意义。
但是影响，却非常的深远。
本科录取率从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30，普通高校整体录取率在极短的时间内从20上升到50，甚至经过20年逐步攀升超过80，它象征着，原本国家实行的精英化教育进入到平民化教育。
于是，在原本的专才教育的高校分类中，诞生了一个叫做‘综合型大学’的怪胎。
它从诞生之日起，便是既要又要的典型。
放在復旦身上就是，它既有学术研究性的专业，又有专业技术型的专业，还特么的有‘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这种实际上就是职业教育型的专业。
作为一个水校的教授，前世的卿云，是见过书院在高校里的迅速兴起以及快速停滞的，没有人比他更懂其间的背后原因。
职业教育型的学校，根本用不上书院制，衔接好学生与社会就是大功一件。
学术研究型的学校，需要书院制，但需要的是小而精的书院。
这一类的书院，是定位于拔尖创新人才等特殊人才类型培养、以精英教育理念为指导、包含专业教育教学功能的小群体模式。
此类书院的培养对象多以对在校生进行二次选拔后进入实验班的形式产生，是高水平学术研究型大学较多采用的书院模式。
因为，你把天才和凡人放在一起，对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事。
天才是需要和天才去碰撞思想火花的。
而最广大的专业技术型高校，它们所需要的书院制，更多的是希望增强定位于专业教学之外的学生管理功能，是以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理念为导向的大群体模式，由此去产生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去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的灵活性，最后实现培育复合型人才的目的。
这两种书院，无论是人群还是机制，都是泾渭分明的。
那此刻，面临综合型大学的现实条件，王德超所能搞的，便是功能泛化的书院制，也就是上面两类书院的混合体集群。
功能定位不够精准，设置的组织架构不健全，职能划分也不明晰，导致书院教育方向的迷失以及组织管理的混乱。
这就使得王德超要搞的书院集群，必将成为了一个大杂烩式的变革试验场所。
既然是试验，必定会有牺牲。
实际上，这个牺牲，不是卿云之前说的贫困生。
而是占据整个復旦大学75的普通学生群体。
他们既没有享受到思维火花碰撞的好处，也没法像贫困生一般彻底躺平，大学四年庸庸碌碌甘当背景墙而后混混沌沌的进入社会或者卷入考研。
因为，这样既要又要的书院制，完全没有书院制应有的精髓，从根上就错了。
与华国传统书院及国外大学住宿学院组织形成的逻辑相异，世纪初各个高校的书院并非初始存在或原有组织内生而成，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物理空间、组织架构、课程设置等多方面，将书院制嵌入到原有、稳定的‘学校学院’两级组织体系及关系网络中的结果，是一种后发的、嵌入式的教育组织模式。
这就从机制上注定便是不畅的，甚至是堵塞的。
不仅仅是復旦，很多高校书院制存在变革不深入不到位、边界不够清晰、分工不甚明确等问题，使得管理主体和管理层级增加，学院和书院陷入教育资源争夺的困局，引发孤岛效应。
其实无论是西方大学住宿学院制，还是华国古代书院教学组织形式，其学习空间与生活空间都是合二为一的。
而制度化的现代高校教育却使二者分离。
原本书院制的变革目的之一是建成文化与教育相统一的育人空间。
然而，现实确实很多高校书院只是继承了传统书院的空间形式，对其思想精髓的借鉴与内化根本没有做到位。
传统书院千年历史中最为耀眼的特质即是师生共进于道、朝夕相处，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学术和生活共同体。
相比之下，当今高校不断突破的生师比以及导师科研考核的压力，使得导师制的运行成本与日俱增。
事实上，导师时间、精力投入不足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即便在生师比极低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导师制的运行也面临存废的争议。
同时，导师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只有德学兼修、甘当孺子牛的‘大先生’才能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进行卓有成效的指导。
一般的老师，不能说是误人子弟，但也能说‘教导无方’。
何况，很多高校书院的导师，都是走行政路线的学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