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说，其实“穷”这个字，并不能完全让人产生致富的强烈愿望。
拿我们国家来说，老百姓早已经穷惯了。
从封建时代开始，一直到建国之后的六七十年代。
生活窘迫、忍饥挨饿的家庭，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数不胜数。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能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甚至敢于去抓这个历史机遇的人，却如凤毛麟角。
这自然是因为人有惰性，因为长期处于封建农耕社会，所造成的安贫乐道的局限性。
我们的老百姓太容易满足了，只要窝头变成白面馒头，大腌萝卜换成了带荤腥的炒菜，就只剩下心满意足，来感叹活着的滋润了。
然后人们往往会用“知足常乐”这样的话来宽慰自己，好为本身的不思进取，找到一个消除负罪感的理由。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非洲大陆，似乎更是在严格地遵循这个规律，所以才会一直与贫穷难舍难分。
由此可知，因为穷就拼命的致富，这显然是缺乏生活逻辑的。
如果理智的来看，穷与富其实是生活境况的南北两极，这种改变就代表着要走极端。
因此这“两极”的转化，真正的动因只能来自于自身价值取向的醒悟。
而这种醒悟，注定了那滋味必然是刻骨铭心的，一定得深深的触及灵魂才能达成。
否则，一个人又凭什么会从习惯的状态下，敢冒大风大浪和大起大落的风险，走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未知处境呢？
家住京城西四的郭长春，他的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由于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符合留城政策。
因此1968年初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上山下乡，而是幸运的成为了酱油厂的一名工人。
尽管学徒工只有十七块零八分的工资，但他留城了，而且是国营企业正式职工。
他也因此享受到了青春的快乐，在二十三岁就及时的结了婚。
仅凭这两点，他就感到一种骄傲和满足。
郭长春和他的父母一样，都是只知道看自己脚底下走路的本分人。
他从不高攀，没想过发财，只求没灾没祸、稳稳当当过日子。
所以就是真碰上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出于恐惧，他也根本不会弯腰去捡。
这不是假话，有一次，他捡到一个装着两千元的皮包，就毫不犹豫送到了派出所。
那包是银行工作人员遗失的，银行为此给他的单位送了锦旗，领导也要竖立他当典型，要全厂表彰。
可他就连面对应得的荣誉，同样还往后缩。
非说“我不是觉悟高，我要拿着那钱，烫手脏心，日后没好报，晚上肯定得做噩梦，干嘛跟自己过不去？您也甭拿我当，甭想高抬我。”
结果冲着这“没水平”的话，一个“先进”泡汤了，领导把他的名字从上报的名单里划掉了。
然而他知道之后，却并不感到沮丧和懊恼。反倒跟告诉他的人声称。
“我本来就不是先进，即使给我抬上去，早晚也摔下来，我真谢谢领导这样做。”
结果弄得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傻。
想想看吧，以郭长春的这种根深固定的思维模式，假如在他的生活里不发生重大变故。
他一定也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安安心心挣着那份死工资，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下班回到自己大杂院的家里，与父母妻儿共守平淡如水的日子。
他是绝不会随便背离自己的信仰，跟摆摊儿这种事发生任何关系的。
但就是很偶然的一次同学聚会，让他经历了强烈的精神震荡，把他推入了商海。
那是1981年的国庆节前，郭长春带着儿子头一次下馆子，去见他的几个中学同学，几个刚刚解决了工作问题的返城知青。
大家都不富裕，本来吃饭的钱，应该大伙儿一起凑的。
可郭长春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兜里摩挲了半天也只掏出了一块两毛钱，距离每个人三块的标准还差得远。
他又不是一个人来的，这不禁让他有点脸红，只能推说出门急了，忘了带钱。
后来一个大方的哥们替他出了，大家嘻嘻哈哈一笑，也没当回事，然后就开始聊彼此这些年的情况。
不用说，大伙儿对郭长春有幸留城和生了个大胖小子都深表羡慕，免不了好一通恭维。
而这点让郭长春自己也有点飘飘然。
可偏偏吃饭的时候又出了意外，却彻底毁了郭长春保持了十来年的心理优势。
敢情郭长春三岁的儿子是特别爱吃红烧带鱼，可那一盘子也就十来块鱼，哪儿禁得住七八个大人一起吃啊？
这孩子才刚吃完碗里的一块，眼看着盘子里的鱼风卷残云的消失了，就开始哭。
郭长春呢，一个大老爷们，心糙得很，哄哄孩子还继续和同学们说话。
可没想到他的儿子看见邻桌客人离开了，那桌上也有一盘剩下不多的带鱼。
趁着没人收拾，他就自己出溜下桌，跑过去捞盘子里的东西吃。
结果呢，没择刺儿，搁在嘴里扎着了。一下子就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