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病态的赌性决定了澳门近乎荒诞陆离的具象化的欲望，花天酒地，垂头丧气，财与色，泪与血，在澳门浑浊的空气中摇曳。
此时，澳门没有大型赌场，各种小型赌场四下零落，五脏俱全。
在街上逛了一会，冼耀文进入了豪兴公司旗下的一间赌场，一进入，堆积许久的香烟烟雾和各种气味就钻进他的鼻孔，蹙眉之余，他也把目光对向一张赌台。
赌台上，金光闪闪，所推的牌九由金砖制成，荷官洗牌时会发出叮当撞击的声音，赌徒边上放着大黄鱼或小黄鱼，也有他不认识规格的金条，做工精良，不像是某个土财主私铸的。
扫过各色金条，冼耀文又把目光放到荷官身上，光着头，毛发被刮得干干净净，嘴里叼着烟，不时有烟灰掉在赌台上，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汗衫，下身是一条宽松的棉布短打，很平常也很舒服的装束，但从中看不到制度和规则。
再看其他几个荷官，一个个都是怎么舒服怎么穿，压根不是统一的制服，论整洁和体面，真不如坐在赌台前的赌客，用金条赌的台子，赌客绝不会是一般人。
冼耀文已经从多个赌客的嘴里听到“阿拉”和“侬”，也有听到“吾”，一个宁波上海话，一个苏北上海话，也能听到不同片，不好猜测籍贯的粤语，以及北方各种更容易锁定籍贯的方言。
换一张普通点的赌台，站到一个穿着体面的六七岁孩子身前，看边上的女佣人从隐秘的裤兜里掏出包裹着的手绢，将其展开，从卷成一卷的纸币中抽出两张一磅的葡币放到赌桌上，随即，双眼露出痴癫的光芒，紧紧盯着荷官的手。
冼耀文不知道女佣人这把会输还会赢，但能猜到她大概就快被主家扫地出门了，把小少爷带到赌场，应该没有哪个主家能不责怪。
他不是来赌的，一点不关心赌台上的输赢，目光只放在人的身上，看穿着、听说话，观察下注手笔，以此大致判断赌客的经济条件。
等来到最后一张赌台，冼耀文办完了正经事，非常随意地扔出五元在赌台上，第一把中了，再押一把，又中，他便收起钱走人。
赌场里的人形形色色，其中有一种自恃聪明的人游走于赌场之间，不轻易下注，只有看到绝好的路子才会下一把，中了就没有下一把，继续游走寻找下一条路。
这种人常年赢钱，仿佛可以趴在赌场身上吸血过活，但这只是假象，人不是机器，不可能一直保持冷静，也不是老天爷的私生子，运气始终陪伴左右，每隔上一段时间，总会上一次头输把大的，平时赢的会翻着倍吐回去，聪明人也变成一摊烂泥。
赌博嘛，除了出千哪有什么技巧和公式可言，当一个烂赌鬼满嘴口诀时，基本上家当应该已经输的差不多了，这一阶段，为了搞点赌资，瞎话张嘴就来，七十岁老妈难产也不稀奇。
冼耀文刚出赌场，一个男人就围了上来，嘴里急促的说道：“先生，我老婆病了，急着赶回香港，能不能借五块钱给我买船票。”
“你老婆能嫁给你，上辈子一定没少积德行善。”冼耀文嘴里讥讽着，手里却已经拿出一张五元纸币递给男人，“快点去码头吧。”
“谢谢，谢谢。”男人接过纸币，连连道谢，随即一溜烟就钻进赌场的大门。
“扑街，一点职业精神都没有，演戏要演全套啊。”冼耀文嘟囔一句，又冲着男人的虚影喊道：“王八蛋，卖你老婆的时候，给她挑个好点的鸡档。”
这话并没有得到回应，看男人的速度与激情，估摸着钱已经到赌台上了。
冼耀文没太在意，奔袭下一个赌场重复之前差不多的操作，一个赌场接一个赌场轮过去，正经事没落下，钱输输赢赢，总的来说还是赢一点，午饭时把赢来的钱全部吃完，下午继续上午的工作。
三点半左右，冼耀文停止了巡视赌场的工作，来到卖草地街柿山脚，从小食摊档买了油炸糉、豆腐花等小吃，寻一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拿出笔记本对之前所做的记录进行增删改。
汇丰那一单可以免费，赌场这边他是有打算赚钱的，最差也得是不亏不赚并实现植入广告的效果，怎么切入，又该怎么推销制服方案，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好好琢磨。
在柿山脚逗留了一会，冼耀文又去了一趟新马路，在100号的新中行马路对面点上一根雪茄，看着新中行的大门发了一会呆。
香港那边已经改名华润的联合行，澳门这里的新中行，都是摆明了车马，根正苗红的“央企”，将来针对内地的进出口生意，多半是对接新中行旗下或隐秘控制的贸易公司，恰逢来澳门，正好过来认认大金主的门。
半根雪茄的工夫，冼耀文已经把大门看出花来，也把楼的样子牢牢记住。
迈步离开，赶赴码头搭渡轮回到香港。
第二天，他给销售科下达了一个任务，跑遍香港的酒店、西餐厅，把一切可能的制服订单都接回来，可以少赚或不赚钱，但上衣口袋的好运来商标必须保留，如果可以，能在店里贴一张好运来的宣传画是最好的。
等林醒良带着队伍出发，他找徐乐平要了几张画纸，在自己工位搞起了艺术创作，衬衣形状的开瓶器，有好运来广告的筷筒、雨/遮阳伞、纸扇、火柴盒等。
创作搞了一半，他溜号上街找了一家修遮档，站在遮王的边上旁观怎么修伞面，稍后又去了梁苏记的店里看现在的流行雨伞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