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回到了文华殿，找来了首辅张居正，和张居正商量跪礼之事。
大明的官员，下级见上级，到底要不要跪见？
“陛下，这个说来话长，是从洪武年间讲起，还是从嘉靖年间讲起呢？”张居正对这个还是很有研究的，葛守礼不准范应期跪他，后来晋党内部就开始行拜揖，就是打躬作揖。
张居正研究之后，决定跟着党建达人葛守礼，楚党内部不行跪礼，只有拜揖。
“凡拜揖序立、行走回避、尊卑上下，森然各有仪节，若是洪武年间礼制，其相越四等者，则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陈。”张居正说起了洪武年间的制度。
只有相差超过四等，比如张居正是正一品待遇，正五品以下见张居正，则需要跪拜言事，从一品和正一品不属于一等差，正一品和从二品是一等差。
张居正端着手继续说道：“查旧案，嘉靖八年令：巡按、御史于守令官、不许作威挫辱。知府相见、不许行跪礼，凡官员公座言事。”
按照洪武年间的祖制而言，差距四品以上需要跪拜言事，但是按照嘉靖年间的祖制来说，凡官员在堂上，或者说公共场合官衙说话，都是要坐着说，不许跪拜。
朱翊钧略微有些感慨的说道：“嘉靖八年令，嘉靖新政，此令是为了清朗官场风气。”
“诚如是也。”张居正也有点感慨，他最近在读《西游记》，越读越是感触颇深。
嘉靖新政，实在是可惜了，嘉靖斗了整整二十年，最终是没有勇气，继续斗下去了，张居正批评嘉靖皇帝和唐玄宗用克终之难来形容。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嘉靖皇帝的写照，何尝不是天下所有人的写照？初时意气风发，而后被现实磨平了所有的棱角，冷眼旁观了起来。
张居正再俯首说道：“洪武三十年令，凡大小官员于内府相见，不许跪拜。堂下见面是不能跪的。”
“洪武三年，高皇帝下旨，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命省臣及礼部官定为仪式，申禁之，其余一切胡礼，悉禁勿用。”
“所以，孙应鳌扔了周道直的见面礼，还斥责周道直跪见，是符合祖宗成法的礼法的，内府见面，一律不得跪见。”
张居正为孙应鳌说话，按照大明礼法而言，孙应鳌没做错什么，但是按照大明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周道直跪见，也说得过去，毕竟之前大家都跪，若非葛守礼首倡禁跪礼，张居正也不细细研究这个。
朱翊钧点头说道：“那就申明旧章，一律不得下跪，令礼部下双榜填名，愿意跪的就膝行上殿就是。”
“臣遵旨。”张居正再俯首说道。
“陛下，大司寇殿外求见。”小黄门匆匆走了进来，俯首说道。
“宣。”朱翊钧点头说道。
“陛下，臣有急务疑虑，要面奏陛下，故此前来。”王崇古入殿就是大礼，将奏疏举了起来，张宏将奏疏拿到了御前。
“大司寇平身。”朱翊钧将奏疏再递给了张宏，张宏转呈到了张居正的手中。
张居正看完了奏疏，疑窦重重，面色凝重。
王崇古站在文华殿里，多少有点感慨，按照嘉靖年间的祖宗成法，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后，没有敕谕宣见，只有阁臣才能请命觐见，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请皇帝召见辅臣，接见廷臣，这廷臣才能找上门来。
嘉靖二十一年后，老道士就摆出了一副天威不可测的架势，垂拱治世了。
这其实很影响张居正这个首辅的威权，辅臣的特权廷臣也拥有了，今日，王崇古这本奏疏等同于绕开了内阁。
张居正之所以要这样做，就要说到张居正和高拱的路线之争。
大明皇帝喜欢摆烂，高拱的路线是：既然喜欢摆烂就一直摆烂下去，不要管事了，司礼监裁撤之后，所有的奏疏都由内阁处置；张居正的路线是：教育皇帝不要摆烂。
朱翊钧是高度赞同张居正路线，因为高拱的路线，跟后世的君主立宪制有着一些奇妙的相似之处，但是大明自有国情，大明的法统是由朱元璋建立的家天下的法统，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紧密的围绕着皇帝设计。
高拱要革罢司礼监，要架空皇帝，要内阁大权独揽，高拱这条路，在大明的环境下，最后的终点，根本走不到君主立宪制，而是走向谋朝篡位。
“大司寇，这本奏疏，不就是今年各地的凶案吗？为何让大司寇如此惊慌？”朱翊钧开口问道。
王崇古的奏疏里，一共陈列了今年过年到现在地方奏闻朝廷的三十多起恶性案件，这里面多数都是劫掠案件。
有的是山匪响马作乱，比如山东兖州府行商财货被抢了，所有扈从的镖局镖师、家奴、车夫，全都被杀死；有的是游坠小民作案，比如南京城绸缎店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几个游坠小民破门而入，劫掠一空，掌柜账房被杀；有的是则是教徒行凶，比如无为老母教众聚啸劫掠漕船，凿破沉船，四散而去等等。
王崇古再俯首说道：“陛下，去年到九月不过十多起，今年增加到了三十多起，这些案子有几个显著的蹊跷之处。”
“第一个蹊跷之处，就是很难稽查，案件发生突然迅速，而且时间很短，手段残暴凶狠，杀人不眨眼，性质极其恶劣，这就造成了侦破极其困难。”
“第二个蹊跷之处，则是受害者并无大户，抢绸缎庄、抢行商、抢漕船、抢小民，唯独不抢大户，臣初以为千顷以上大户，皆有护院，且大户人家可以礼送其离开，臣初以为如此，后仔细分辨之后，发现此事蹊跷无比。”
“第三个蹊跷之处，则是即便是侦破抓获，作案之人也是互相不认识，只是作案之时相聚，甚至连同行者为何人，都不清楚，这就是有人在刻意制造事端。”
王崇古想了想说道：“臣以南衙破获的这一起玉石行抢劫案为例，作案者六人，皆为游坠，平素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偷盗、随抢为生，在七月十七日，五人带面具，出现在秦淮河畔，径入多福玉器阁，杀人越货后，扬长而去。”
“这六人在多福玉器阁盘亘一刻钟，这也是五城兵马司校尉赶到的时间，案犯装满了玉器，逃入清凉山，刚到与销赃之人约好的地方，这六人就再次被人抢劫，所获赃物无影无踪。”
“五城兵马司赶到抓获此六人，贼人已经逍遥而去，询问其同党指使，皆不知，皆言一名叫共工的男子，以高薪聘请而已。”
“至于这个共工何许人也？他们却是分毫不知。”
听到这里朱翊钧终于听明白了，再次翻阅奏疏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
王崇古站在权豪的立场上，提醒小皇帝，这些恶性事件，数量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在增加，这些案件并不简单，也不是偶然的，是有人在里面故意指使，指使之人让游坠小民犯下大错，却连报酬都不想给，直接黑吃黑了，而且这种指使，还有扩散的范围。
量变会引发质变。
对于这些权豪缙绅而言，他们的成本就是派一些个佣奴出去四处招摇撞骗，因为大明有太多太多困于生计的游坠之民了，穷民苦力平日里都是乞讨或者为虎作伥，给盗寇撑梯过梁，对于这些指使者们而言，这些游坠之民，根本不是同伙，是耗材。
即便是耗材们被消耗了，被朝廷所缉捕了，对于指使者而言，也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共工’连名字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