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新政钱法铸钱，云南滇铜产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万斤，也就是二百四十万两，2400万钱，而一枚嘉靖通宝重125钱，一共可以铸钱1920万枚，约为两万贯。
滇铜产量飙升在鞑清朝的雍正年间，从雍正四年起，滇铜的产量一路飙升到了650万斤，而后在乾隆三年达到了历史巅峰的1000万斤。
“铜荒能通过海贸解决吗？”朱翊钧遇事不决就开海。
“短时间内并没什么效果。”张居正摇了摇头，二百四十万两铜等于两万两白银，海面上的船实在是太少了，铜料贸易的利润和风险，还是不对等的。
大明窘境，钞法已经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而钱法却因为铜矿的产量和成本，无法大规模的生产，除了缺铜之外，大明也缺银子，大明一年银矿产量不过十万两，6250斤。
户科给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对，这是个赔钱的买卖，朝廷给一两银子，却换不来一贯铜钱，为何要采铜呢？可是朝廷不铸钱，小民用什么呢？
“那先生以为行钞法还是行钱法，看户部衙门也在争吵这个问题。”朱翊钧询问着朝中政令的改动方向。
反正到户部上书的时候，张居正也要贴浮票，不如当面交流。
“陛下，钞法和钱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钱法要有，钞法也要有，如果将其完全对立来看，就是片面的，有了钱法，才能有钞法，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张居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将钞法和钱法对立去看待，是不符合矛盾说的。
“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顶。”朱翊钧颇为肯定的说道：“钱法和钞法对立而统一，果然符合先生的学说，户部的争论，看起来是浪费时间，是对矛盾说掌握的不够充分，思考问题太过于片面导致的。”
“前段时间，朕说以先生注解四书五经为天下官式，推行天下百官熟读矛盾说，先生还不肯。”
“看来，非常有必要。”
钱法是钞法的基础，没有大量的银币铜币，推行钱法就是在竭泽民脂民膏，哪怕是洪武年间规定，一贯钞可以换一两银，但是朝廷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兑付，这是钞法败坏的根本，大量滥发，再加上权豪们私刻，最终导致了钞法彻底败坏。
而钞法是钱法补充，在大宗贸易中，动辄几万两白银的贸易，用银币、白银去交易，风险大、周期长而且极其不方便，这也是大明小农经济蜕变的重要阻力。
所以，钱法和钞法不总是对立的，而是对立且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何推行政令，就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了。
不是说，下令铸造银币，然后就有了银币，白银从哪里来，银匠从那里来，铸银币采用轧印还是铸造等等，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陛下谬赞。”张居正清楚的知道，陛下的矛盾说造诣并不差，陛下看待钱法和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
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其实永乐年间，滇铜曾经通过红河入交趾，海运入南衙，但是红河不适合河运，而后云南地方有司，利用长江运输，若是想要扩大滇铜产量，是可行的，责令云南布政司多开铜山便是。”
第一百六十六章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第2/2页)
“一纸政令就可以？”朱翊钧有些不确信的说道。
这不是碧波潭老龙王的女婿九头虫，对着奔波霸说:“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一样的不切实际吗？
张居正俯首说道：“是的，一纸政令就可以，嘉靖七年的时候，也是一纸政令，在黔国公府的支持下，云南开始开铜山，短短两年，就从万斤，增长到了十五万斤，时至今日，每年有十五万斤滇铜入南衙漕运入京。”
“但是后来朝中反对言利的风力舆论之下，也就止步于此了。”
“按照当初内阁学士桂萼的想法，朝廷一年至少要四百万斤的铜料，而天下最少要一千万斤的铜料，也就是三十亿以上的铜钱，才能供给万民所需。”
“桂萼因为言利被弹劾致仕，而后重新启用，再到次年，告老还乡。”
张居正介绍着嘉靖七年到九年的钱法新政，桂萼认为滇铜一年产量在一千万斤以上，才能满足大明所需。钱是百货之沟渠，没有钱财，大明的财税就是稀里糊涂的一笔烂账。
桂萼很快就因为言利被弹劾致仕了。
对于朝廷是否言利，在嘉靖年间，仍然是不应言利稳稳的占据了上风，毕竟那时候大明国朝的财政状况还算良好，西北俺答汗还没入寇京畿，东南还没有倭患，所以铸钱这件事，也就到两万贯为止了。
但是到了万历年间，朝廷言利变成了政治正确，嘉靖七年到嘉靖二十年，朝廷还能养得起宗室，万历年间，就只能让宗室郡王以下，自谋生路去了。
问就是没钱，穷闹得。
随着清丈还田、扩大税基、月港市舶司和松江市舶司抽分、稽税追欠、六册一账的推行，大明的国税已经肉眼可见的变好了，毕竟现在连内帑都堆满了银子，皇帝豪横一人三两银子作为额外的恩赏，给参与此次大宁卫之战的军士。
万历二年年末，礼部为了鳌山灯火，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就为了热闹热闹，费尽了心思。
国税状况变好后，不应言利的风力舆论，有了再起的架势。
云南有个沐王府，就是高皇帝朱元璋义子沐英的黔国公府，民间普遍把黔国公府称呼为沐王府，两百多年来，黔国公府在云南，具有典型的诸侯国特性，但是黔国公府自始至终，从没有违逆朝廷政令。
黔国公府喜欢兼并，一个国公府有两万多顷的地，徐阶一辈子就搞了二十四万亩地，2400顷，黔国公府是徐阶的十倍，但是朝廷都是充耳不闻。
只要黔国公府仍然遵循大明号令，那就是大明西南稳定的基石，是大明西南方向的柱石，这是朝廷和黔国公府的默契。
这就有了差距，黔国公府在西南近两百年，没搞出什么幺蛾子来，西北晋党，用了短短十几年，就给大明小刀拉大腚，好好的开了开眼，给皇帝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礼乐征伐、庆赏威罚自诸侯出，是何等可怕的后果。
所以，在滇铜这件事上，真的就只需要一纸政令就可以了。云南不是西北，黔国公府不是晋党。
因为云南真的太穷了，当地也需要一个支出产业来维持生计，大明腹地有的兼并，土地矛盾，云南也有，而且问题也很严重，如何安置这些失地的佃户，对于云南布政司和黔国公府也是一个考验，但是碍于朝中不能言利、君子耻于言利的政治正确，云南地方也是无法开口。
这一纸政令，的确是一张纸，但是他代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需求。
“除了铜钱之外，就需要铸造银币了，铜钱小民用的多，银币权豪们用的多，这两种都要铸，但是具体如何个铸造法，臣还在和大司徒商量。”张居正做了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