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来说，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期，都会遇到的『一百五』定律。一百五十人以下，管理者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规章制度，以人格或是魅力就可以直接进行有效的领导，而一旦突破一百五十这个人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定律或许有些偏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组织架构管理上面的问题。就像是当下，斐潜的政治集团逐渐的扩大，最底层的官吏和斐潜的距离在被不断的增大，除了在斐潜身边的这一群人会比较容易的接触到斐潜，并且受到了斐潜的影响之外，那些中层，或是底层的官吏在长期外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水镜先生司马徽也说道：『汉初叔孙通依世谐俗，制定朝仪，以定规矩，乃分轻重，此为长治久安之要也……』
对于在厅堂之内大多数参会者来说，都觉得自己能够参加此次的会议，是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创举，甚至可以说将见证，或是奠定了将来大汉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在郑玄和司马徽开头之后，便是这边一言那边一语的议论了起来。
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持重避轻，不浮夸不奢靡，『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刘秀约束自己，所以他也对大臣，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
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多数能够善终。不像西汉开国将帅彼此间常常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争功争赏，人脑子打出狗脑花出来……
而当下斐潜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就很自然的被众人认为是类似于光武帝这样的举措，是为了提前安排和告诫群臣，要约束自身，要兢兢业业。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
一方面说明了斐潜并非想要完全摒弃经文，驱逐儒家，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斐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者，能够未雨绸缪，胜过亡羊补牢。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领导者是亡羊还不补牢的……
『如今天下轻悍好斗，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人皆轻心，动则攻剽椎埋，亦有劫人作奸者不知凡几……』
『当荡涤烦苛之法，每事务于宽厚是也……』
『正是，若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擎誉喧赫之辈为上，恐事不安民不宁，社稷难以稳固，天下亦不得安生啊！』
『骠骑大将军如今以进贤良，摒绝贪腐，退弃酷苛，正是仁厚之政，天下之福也！』
『虽说如此，然律不可尽免。所谓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鹫者，当严惩不怠！』
『……』
讨论相当的激烈。
东汉人崇尚道德，社会上盛行谦让之风。
嗯，至少是表面上的。
在东汉初期，在生活中上上下下身体力行，谦让之态蔚然成风。并且这种谦让的范围是十分广泛，凡对他人的忍让、恭顺和对名利的推让都可以被称为『谦让』。
此类事迹在《后汉书》中十分常见，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沽名钓誉。就像是后世有人排队，相互谦让，然后发现有人不排队，结果还占据了好位置，这尼玛还让个屁？
因此对于『插队者』的惩罚的力度和速度，也就决定了是否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
一方面要认识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另外一方面也要建立一套对于『利』的标准，否则定然会有人『不避刀锯之诛』，疯狂的追逐利益。
这就是斐潜给这些学者大小儒者规划出来的一个框架。
大汉，风气。
在后世里面，斐潜见过太多的沽名钓誉的行径，但是并非所有的具备『沽名钓誉』性质的行为都是坏的，比如某些名人给灾区捐款捐物，只要真的是在捐，而不是借着捐的名义搞事情，亦或是出口转内销谋取利益，那么这样的『沽名钓誉』也并非完全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