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马上对城中村路口的那组侦察员说了情况，让他们马上将那人抓到。侦察员接到命令，立刻下车寻找，看那个猥琐男刚进了城中村，赶紧跑了几步，将那人控制住，带回车里后，在他兜里搜出一把水果刀，用证物袋装好。
押回局里后，将水果刀交给技术中心，技术中心在刀尖处提取到了血迹，血迹还比较新鲜。二组的人十分兴奋，有新鲜血迹说明猥琐男刚犯过案，人和凶器俱获，对警方十分有利。此刻最希望的是，受害者能选择报案。
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下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110报警中心转来一个女生报案，说自己臀部被扎。在此之前，刑侦大队已经向各派出所和110报警中心打过招呼，接到与“扎臀”有关的报警都转到刑侦大队来。因此，110报警中心接到报案，简单问清案情后，先通知当地派出所出警，将报警人接到派出所处置，然后又通知了刑侦大队。
张涛马上带人赶过去，将报案人带回来做笔录，并提取报案人血液做dna比对。张涛没等比对结果出来，先对那个猥琐男进行了初审，结果没审几句话，猥琐男就全招了。
后来dna比对结果出来了，猥琐男身上水果刀上的血即是受害人的。如此一来，案子干净利落地侦破了。
陶潜没想到自己的建议起了一些作用，让他心里感到一丝欣慰和释然。他一直担心自己的方案把侦破方向引歪了，耽误了破案，岂不愧对张涛和二组的一片期望？
陶潜向张涛提出想见见嫌疑人，张涛不明白陶潜想干什么，但也没反对。于是，他和陶潜一起提审了猥琐男。那人身材、神情、脸色与陶潜分析的基本吻合，躲躲闪闪的眼神也和陶潜原来判断的一样。
张涛不知道陶潜要问什么，因为案子已经审完了，嫌疑人也交代了，如果不是陶潜要求，不需要再审。张涛用胳膊肘捣了捣陶潜，意思是要他来问。
陶潜“嗯”了一声，然后对嫌疑人说：“你在用刀扎人的时候，并不是想去伤害她，而是自己控制不住，对吗？”
猥琐男眼睛向陶潜翻了一下，随即又垂下去，点了点头。
“你用刀扎女人的臀部，是不是因为你厌恶女人？”
猥琐男又点点头。张涛微微转头看了一眼陶潜，在他耳边轻轻问：“还有讨厌女人的，难不成这家伙是同性恋？”
陶潜摇摇头，小声说：“可能有女人让他感到过屈辱。”
陶潜接着问嫌疑人：“你讨厌女人、憎恨女人，是因为女人让你有过屈辱的经历吧？”
“嗯”猥琐男的头垂得更低了。
“让你感到屈辱的，是你母亲吗？”
“嗯。”嫌疑人感到诧异，“……你怎么知道？”
陶潜的问话都围绕着猥琐男的成长经历，像挤牙膏一般，一点一点地问，猥琐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答，渐渐问出一个大概。原来猥琐男的父亲是跑长途的司机，经常不在家，回家也总跟母亲吵架。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出门时别人经常对他指指点点的，他虽然不完全明白，但知道说的都是坏话。慢慢地他听明白了，哪些人说他母亲生活作风不好，她偷人，是个破鞋。后来，当父亲出车的时候，他开始留意母亲，看到几次母亲带着一个男的回家。这时，母亲会给他零钱，让他自己出去玩，买零食吃。
母亲把他打发出去，是为了方便和那男人在家幽会。母亲以为他小，不懂大人的事。开始时他虽然不懂，但不知何时开始便渐渐懂了。那个男的有时在他在场的时候也对母亲做些小动作。
记得有一次，那野男人和母亲打情骂俏的时候，扭母亲臀部的动作被他看到了。那个镜头给了他强烈的刺激，每次想起来，他都抑制不住地想拿刀去扎那个臀部和臀部上的脏手。
猥琐男在讲述经过的时候，把臀部说成了“腚”，估计是他老家的方言。他在说“腚”的时候，总是用很重的音，狠狠的，恨恨的，说明该部位给他带来了不同寻常的耻辱和刺激。
“这是他做案的心理动因。”陶潜对张涛说，“他伤害了别人，但他自己也挺可怜的。从心理学上讲，他也是受害者。”
听到这儿，张涛不知为何忽然拍案而起，把身边的陶潜和对面的嫌疑人吓了一跳。见张涛情绪如此激动，陶潜先是一愣，不明白张涛情绪为何如此激烈，随即想起张涛妻子出轨的事，看来是嫌疑人讲述母亲偷情一事刺激了张涛，让他想到妻子的不忠。
陶潜轻轻拍拍张涛的肩膀，张涛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重新坐回椅子上。
陶潜又问嫌疑人：“你看到野男人扭你母亲……臀部的那天，是不是在打雷下雨？”
陶潜本来想随着嫌疑人说“腚”，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说出来的还是“臀部”。嫌疑人眼里充满了泪水，说那天他被母亲打发出门之后没走多远，先开始打雷，电闪雷鸣把小小的他吓坏了。然后便下雨了，雨下得很急、很大，他知道此刻回去会看到极为丑陋的场面，便不敢回家，只能恨恨地站在原地，面向着自己的家，倔强地不避雷雨，一直在雨水中浇着，直到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看到那个野男人离开，他才回去，而他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
张涛伏在陶潜耳边轻声说：“我们抓他的时候，他在大雨里走，没打伞，就那么淋着。”
陶潜明白了嫌疑人为什么选择雷雨天做案，是因为那次的雷雨天里他遭遇了强烈的耻辱，以后再遇到雷雨天，这种耻辱的感觉就被激发出来，使他身不由己地去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