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到站的时候是下午，因为陈志朋在工厂打工，这个时间应该不会下工，陶潜便先找个宾馆住下，然后给陈志朋发了一条短信，说晚上请他吃饭云云。
过了好一会儿，陈志朋才回短信说晚上要加班，就在厂里吃饭了。他让陶潜自己先吃饭，等他下工之后再联系。
等到晚上将近9点钟的时候，陶潜才接到陈志朋的电话。陈志朋说了一个地方，让陶潜到那儿见面。陶潜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陶潜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他乡，又是在晚上，去跟一个杀人嫌疑犯的老乡见面，还是对方指定的地方，确实有一点冒险。
陶潜转念一想，人家跟案子没有关联，没义务接待他，是陶潜非要找人家了解情况，因此总得拿出一些诚意来。既然来了，即使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而且凭自己警察的身份，多少会有震慑力，估计对方也不敢起什么歹念。
见到陈志朋之后，陶潜的疑虑便打消了。打眼一看，陈志朋与陈大柱明显不同，陈志朋没有陈大柱眼里的那种戾气，而且神情比较疲惫，看来他工作一天累得够呛。即使这样人家还答应见面，陶潜心里是很感激的。
广东的夜晚很热闹，满街都是大排档。陶潜拉着陈志朋来到一个排档，点了点吃的，要了几瓶啤酒，两人边喝边聊。开始的时候还比较生疏，陈志朋对陶潜也有一定的戒备，喝了一会儿两人就熟络起来了，随着陈志朋脸色渐红，他的话也明显地多起来了，这正是陶潜想要的效果。
通过陈志朋的讲述，陈大柱的身世在陶潜的脑海中慢慢清晰起来。让陶潜没想到的是陈大柱的爷爷曾经当过国军，在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没了一条腿，伤好之后只能退伍回到了农村老家。解放之后，虽然参加过抗日，但由于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又因为是残疾，一直娶不上媳妇，最后都30多了，才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陈大柱的父亲就是那个寡妇带的孩子，在屈辱和贫穷中长大。成年之后由于穷得叮当响，只得娶了个脑子有点慢的姑娘，生下了陈大柱。后来，陈大柱的母亲失踪了，传说是被人拐跑了。按说陈大柱母亲脑袋不够用，不大可能被拐，但她姿色还行，在农村对于光棍汉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陈大柱的爷爷由于儿子不是亲生的，所以一点都不喜欢儿子，却挺疼陈大柱的，而父亲一直对陈大柱极看不上眼。陈大柱懂事以后，了解了爷爷的历史，觉得命运对他爷爷太不公平，对他更不公平。爷爷应该被当作抗日英雄才对，结果一家人却受了一辈子的白眼儿。爷爷过世之后，陈大柱变得越来越孤僻，也越来越叛逆，经常跟父亲对着干，很早便辍学了。
看来陈大柱的身世够惨的，在成长过程中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和不公，是一个经常被嘲笑的人。这样一个不被重视更不被尊重的人，渐渐形成了一种反社会人格。
陶潜想起了什么，又问：“你那天说陈大柱叫‘大刀’，为什么叫‘大刀’呢？”
陈志朋说陈大柱特别恨日本人，因此经常唱“大刀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这一句歌，于是就有人说，你别叫“大柱”了，干脆叫“大刀”吧。别人本来是句调侃话，却得到了他的肯定：“好！你的主意不错！我以后就叫‘大刀’了。”
第二天坐车返回的时候，陶潜更加坚定自己原来对陈大柱性格的判断，也了解了这些性格形成的原因，心里多了一份沉重。陈大柱受过这么多的苦难和屈辱，让人心酸和同情。
陶潜惦记着案子的进展，回来一上班就找同事打听对陈大柱的审讯怎么样了，结果听到的仍然是没有进展，却发生了一件让警方特别头疼的事，谭队为此挨了好一顿批评。
据说昨天上午谭队被傅局长叫到办公室，狠狠批评了一通，原来是陈大柱被抓的消息捅到网上去了。这时，社会上反日情绪仍然非常高涨，而公众从网上得知陈大柱杀的是个日本人，一夜之间在网络上成了反日英雄，还有人自发成立了一个声援和营救陈大柱的“亲友团”，其中有声称可以免费帮陈大柱辩护的律师。这件事搞得警方非常被动，听说傅局长也挨了市里领导的批评。
当时，谭队和整个专案组还蒙在鼓里，专案组的干警脑子整天钻在案子里，被突然出现的情况打乱了节奏，对陈大柱的审讯也受到了影响。陈大柱“亲友团”的律师找到警方，搬出法律条文，提出陈大柱的羁押时间问题，要警方拿出确凿证据，否则就得放人。
谭队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对策。陶潜坐在小会议，感觉像做梦一样，自己出去了两天，凶杀案嫌疑人忽然变成网络上的抗日英雄，看来民众的情绪太不理性了！
会上大家发了一通牢骚，说咱们这么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到底为了谁？难道是我们自己要捞什么好处吗？吃点苦、受点累没什么，最受不了的是不仅得不到理解，反而惹来了这么多的质疑，甚至谩骂。现在网络上很多愤青，大骂警方是汉奸。他们骂起人来可不管有没有道理，先自己骂痛快了再说，怎么难听就怎么骂，因此对专案组干警的情绪打击很大。
大家诉了一通苦，但没讨论出可行的办法。谭队要求大家调整好心情，摆正心态，不能影响案子。其实，谭队压力更大，他不仅挨训和挨骂这么简单，接下来如何拿下陈大柱，案子将来如何收场、如何交差是他更为发愁的问题。